編者按：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老百姓關注“十三五”，也期待“十三五”。為此，本刊針對百姓熱點訴求，通過半月談微信公眾號進行了調查。調查一共設計了17個選項，參與調查者可以從中任選自己最關注的十大民生話題。調查一共獲取5294份有效問卷，編輯部根據投票情況選出了“原汁原味”的百姓最關注十大民生話題。圍繞這些話題，我們邀請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有關專家學者、政府官員、新華社記者以及基層群眾一起參與討論，回應百姓期待，為“十三五”建言獻策。

“現如今，高峰時段不堵才是不正常的，更別說碰上極端天氣了。”

——2016年1月的最后一天，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雪讓省城合肥一片銀裝素裹。隨之而來的，是各個主干道爆發性擁堵。對此，在合肥開了16年出租車的王令如是說。

城市交通別總堵在路上

“堵”，已成為人在囧途的鬧心詞。在各地大力倡導公共交通出行、大力營造暢通工程的今天，緣何堵情依舊?

主持人：現如今，堵車不再是大城市的“專利”，它正如病毒一般迅速擴散，一些二三線城市，甚至小城鎮也開始擁堵，這是怎么回事呢?

陳諾(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有一組數據特別值得關注。在高德交通大數據監測的45個城市中，對比近兩年各城市高峰時段擁堵變化規律和發展趨勢發現：2015年有44個不同規模的城市和地區，擁堵都在進一步加劇。其中，加劇最嚴重的5個城市分別為廣州、成都、長沙、鄭州、杭州。

與此同時，在一些快速發展的二三線城市中，道路擁堵也廣受市民詬病。從我的采訪經歷來看，現在哪怕身處小城，堵在路上也快成了常態，有時候三四公里的路程，一碰到堵車，開車得花1個多小時，甚至不如走路快。

李祥斌(全國人大代表、合肥市公交集團客服中心副主任)：合肥的情況不容樂觀。近年來，合肥的城市交通建設已經步入全國第一方陣，可是仍然難擋堵點增多、高峰時段變長，公交司機的感受很深刻。

主持人：城市交通擁堵成為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各地通過擴建道路、老城區改造、限行等諸多政策治堵，收效卻并不明顯。

黃筱(新華社浙江分社記者)：分析一個城市的交通擁堵問題，原因之一就是城市路網布局沒有充分考慮城市形態、人口分布等需求因素，缺乏對交通問題的協調研究，從而導致城市土地利用與路網布局的失衡。與此同時，公共交通乏力，分擔率低也是造成擁堵的重要原因。

鄭黎明(浙江省交通運輸廳巡視員、省治堵辦副主任)：現在許多大城市擁堵問題嚴重，治理能力趕不上城市發展速度，實際上是政府管理的短板，規劃沒有跟上現代化城市發展的要求。

王云飛(安徽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我們必須承認，車越來越多是不爭的事實。如今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城市私家車保有量逐年增加，正加速道路擁堵的形成。私家車呈現高速度發展、高密度聚集、高頻率使用的“三高”狀態。

主持人：是不是我們的一些治理舉措，在思路上有一些偏差?

顧大松(東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南京市城市治理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在這點上，我認為以車為本的治理思路就是一個典型，單純地增加道路就是以車為本。以車為本的治理思路必然會進一步加劇城市的擁堵狀況。城市道路暢通工程是許多大城市的一項重點工作，路越修越多，反而刺激了交通需求，道路的增加趕不上交通出行需求的擴大。僅僅只是拓寬道路，增加道路，根本無法緩解交通擁堵。

應該將以車為本的思路轉變為以人為本，駕車人和非駕車人權利應該是平等的，要理性平衡兩者的沖突。要把中心城區的部分道路讓給行人和綠色出行者。同時加快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和舒適度建設。

王云飛：現在一些地方常常把限購限行限外作為治理擁堵的方法，其實“限”這種交通管制只是一種臨時性措施，不能將其常態化，它違背了正常的公共出行需求規律，違背基本規律后會造成系統紊亂，矛盾重重，治標不治本。

主持人：治堵，我們的出路到底在哪?

陳諾：去年底，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時隔多年后重啟，意義重大，也讓大家充滿期待。

解決擁堵等大城市病的關鍵，還是要堅持以人為本，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體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城市堵病的徹底治愈尚需從城市治理的大視角通盤考慮。

虞純(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第二汽車分公司公交車司機)：我認為治堵的關鍵是“疏”。大城市可以通過建設新城區和衛星城引導人口分流，形成一個公共服務設施完整的生態圈，減輕中心城區的交通壓力。二三線城市要汲取大城市教訓，預留足夠的發展空間，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統。

李祥斌：我想除了繼續加大建設公共交通的政策力度和資金投入，在國家層面上應該制定一個長遠規劃，研究制定公共交通監測評估與長效機制、交通影響評價制度、場站綜合開發制度、票制票價制定制度等，同時通盤考慮“錯峰出行”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黃筱：我比較關注智慧交通的運用和推廣。要加快智慧交通的普及，通過大數據分析加強交通管理，尤其在面臨交通事故與惡劣天氣時可以及時提供預警，為市民出行提供更好的解決方案。

顧大松：我也同意。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達，定位功能、出行數據都能成為緩解城市交通擁堵的有力工具，同時“拼車”“順風車”等這些以共享經濟理念為出發點的新業態，不僅提高存量車的利用率，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的購車需求，減輕了城市交通壓力。

整理：陳諾 黃筱 主持人：何晏

“沒有穩定的就業，發展注定不可持續;沒有高質量的就業，百姓注定不會幸福。”

——在談到“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提出的“就業優先戰略”時，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這樣說。

就業是民生之本

新常態下，經濟在轉型，結構在調整，一些過剩產能必須壓減，不少傳統行業正在興起機器換人……這些都是“十三五”期間我國就業面臨的新形勢。它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又該如何保衛我們的就業?

主持人：請問，各位對當前就業情況有何見解?

羅明忠(廣東勞動學會副會長)：2015年經濟下行壓力巨大，各項經濟數據指標基本呈現增速放緩的態勢，但是，就業指標還不錯，超額完成了年初定下的任務。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在同樣的GDP增速下，服務業對就業的貢獻比第一、第二產業都更為突出。因此，雖然GDP增速放緩，但構成改變了，這對穩定就業形勢作用巨大。此外，在經濟下行壓力增大時，各地都實施了積極的就業政策，尤其是大力推動“雙創”，也為就業提供了有力保障。

王駿勇(新華社江蘇分社副總編輯)：就我的觀察，現在就業形勢總體還算平穩，保持動態的大平衡格局。比如江蘇實施了新一輪促進就業創業政策，2015年城鎮新增就業139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在3.1%以內。當然也不能說沒有壓力，主要是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近年來，用工成本持續增加，技術升級加快，出現機器換人趨勢，一些技能水平有限的產業工人就業受到一定沖擊，但高素質勞動者、高技能人才依然缺口巨大。

葉含勇(新華社四川分社成都記者站站長)：我對成都的情況比較了解，就說說成都的情況。總體上，就業形勢穩中有升，但壓力仍然較大。具體來看，有這么幾個特點與難點：一是市場供需基本平衡，但企業的用工需求與求職者就業意愿、技能狀況存在結構性矛盾。二是隨著供給側改革的推進，結構調整引起區域性、行業性就業變化將更加明顯。比如2015年成都市工業新增就業的產業占比下降達7.38%。三是更多的農民工選擇就近就地就業，2015年，全市勞務輸出同比減少7.71%，這既是注入成都發展的一股新力量，也為成都的就業形勢帶來了壓力。

主持人：“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速換擋、化解過剩產能、結構轉型升級等因素，對就業的影響大嗎?

沈健(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教育廳廳長)：這些變化都是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的重要特征，也是“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主要趨勢，不可能不對就業形勢帶來深刻影響。我覺得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速下行導致就業崗位收縮。我國GDP上升一個百分點可以拉動130萬～150萬人就業，反之GDP下降一個百分點必然會導致就業需求下降。盡管國家已充分權衡了經濟增長與保障就業的關系，但經濟增速放緩將對就業空間拓展帶來一定難度。

二是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帶來就業新機遇。以江蘇為例，2013年全省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45%，此后逐年遞增，這表明江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了初步成效，整體經濟向中高端邁進的態勢非常明顯。這對就業尤其是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帶來新契機。

三是新動力對人才素質帶來新挑戰。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具有長期性，創新驅動需要的高素質創新人才培養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別是在目前轉型升級初期，會出現需要就業群體的能力與經濟發展匹配程度不升反降的現象，就業難度可能在短期內加劇。

李倩薇(新華社四川分社記者)：沈廳長的分析非常全面。就我自己所見，我覺得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可能造成隱性失業顯性化，部分困難企業分流的職工年齡偏大、技能偏低，對新興產業適應能力差，轉崗就業難度大。同時，新成長的知識群體供求不匹配，一線技工和青年普工長期短缺。總體來看，就是就業結構性矛盾可能會更加突出。

王駿勇：我對這種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也深有體會。比如建筑業，去庫存壓力大，新開工項目減少，對建筑工人的就業影響將是較大的。但是經濟的發展不可能一成不變，就業也要隨之調整，可能淘汰下來的一批建筑工人，又轉移到了其他行業、領域。這會有一些陣痛，但總體來看是可控的，會呈現一個動態平衡的狀態。

主持人：機器換人會成為一個更大的潮流嗎?它對就業尤其是農民工就業的影響如何?

沈健：隨著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特別是制造業向中高端邁進，機器人生產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從事簡單操作的低技能型的勞動力，這應當是時代發展的一個潮流。

羅明忠：機器換人確實是一種大趨勢，對于企業而言，它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勞動效率。機器換人是會造成部分勞動崗位的流失，個別行業甚至會出現相對高比例的流失，但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工人可能只是轉崗，并不一定都是失業。

再仔細分析機器換人，換的主要是什么?一是重體力勞動，二是簡單重復的勞動工序，三是高污染、對人體有害的高危作業崗位。這些都是社會和技術的進步。從事這些工作的大多是農民工，他們的就業必然會受到影響。另一方面，機器人是要靠人設計、開發、操作、維護的，隨著機器人的大量使用，新的就業崗位也將不斷涌現，如果通過職業教育和培訓等途徑，提高他們的技能，那么機器換人至少對部分農民工的就業不是擠壓，而是提升。

葉含勇：我對機器換人有一點不同看法，我認為它不會快速蔓延開來。機器換人首先是一個人工成本與機器成本相比較的問題。如果就業形勢不好，人工成本低，企業可能并不會選擇機器換人。此外，機器人技師、工程師的短缺，也是機器換人的一個制約因素。

主持人：總體上看，“十三五”期間就業形勢與此前相比有新的變化。基于此，各位對“保就業”有何建議?

葉含勇：保就業，每個人自己肯定都會想盡辦法，提建議主要是對政府而言，政府應該履行好自己的職責。在成都，政府主要是通過創業帶動就業，最近又印發了《關于深入實施“創業天府”行動計劃加快打造西部人才核心聚集區的若干政策》，打算通過多種途徑，鼓勵人才聚集，形成創業高地。這對于穩定就業能發揮基礎性作用，也是政府應該做的。

黃浩苑(新華社廣東分社記者)：我認為保就業，政府最該發力的環節是工人培訓和職業教育。不管是機器換人、結構調整還是化解過剩產能，一些崗位流失是必然的，但崗位流失不等于工人失業，他們完全可以轉崗。這其中，關鍵就是技能需要更新、需要調整。但工人僅僅依靠自己實現這個轉變很難，政府在其中必須要有所作為。

羅明忠：做好培訓工作確實是很重要，我認為除此之外，還有兩個方面十分重要。第一是降成本，努力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第二是搭平臺，人盡其用。政府對就業大局的把握非常重要，一方面掌握市場的變化，及時發現崗位流失的情況和市場新需求的出現，另一方面也要掌握勞動者的轉崗需求。通過搭建平臺，促進信息的有效對接，減少盲目流動，對穩定就業也十分關鍵。

整理：王駿勇 葉含勇 黃浩苑 主持人：高遠至

“霧霾天的時候真想馬上逃離北京。”

——剛剛大學畢業的趙倩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可一說起霧霾，她對未來的生活就憂心忡忡。

霧霾何日不再來

去年底以來，部分地區持續的霧霾天氣引起社會各界強烈關注。近年來各地不斷加強對霧霾等環境問題的治理力度，雖然取得了不錯的成效，但距離百姓的期待還有不小的差距。

主持人：霧霾的成因是復雜的，各地采取治理措施的重點也是不一樣的，如何看待霧霾天的產生?

畢軍(南京大學環境學院院長)：從霧霾源的構成來看，工業污染、機動車尾氣以及工地揚塵是污染的最主要來源。三者加起來基本上占到80%以上。

魏復盛(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原總工程師)：散煤燃燒造成的污染比較嚴重，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其對霧霾的影響不可小覷。農村燒1噸散煤比火電廠清潔燃煤50噸排放的污染物都高。

包景嶺(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環保局原總工程師)：關注一般性，也要關注特殊性。2015年底的霧霾還有個特殊情況，主要原因是超靜穩天氣持續時間長。我分析，這次更多的是受鋒面逆溫的影響，暖濕氣流正好在京津冀地區與冷氣流相撞，熱空氣上升造成了大的污染帶，而且強度很大，沒有大的天氣過程很難破壞這個污染帶，而以往這樣的逆溫更容易出現在海上。

主持人：各位對機動車限行等措施怎么看?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的關系怎么理解?

畢軍：機動車限行只是治理大氣污染的一個治標辦法，從機動車尾氣治理的角度看，減少汽車尾氣里的污染物含量更為關鍵。我們應該不斷提升燃油品質，同樣的一升汽油，品質不一樣，污染物的排放完全不一樣。品質好的汽油和差的汽油污染物排放能相差四到五倍。

當然，約束個人過度的消費行為，壓縮高能耗的工業項目是治理大氣污染的重要舉措。我們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約束，當我們的物質消費適可而止的時候，就會減少經濟發展的壓力。

協調好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的關系需要我們的消費模式、生活方式做出更加科學的改變。我們不能期待過著高能耗的生活而享受低污染的環境。

陳蒙蒙(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環保廳廳長)：中央提出綠色發展的理念，江蘇發展正處在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人口密度大、開發強度大、經濟體量大，資源環境問題仍是制約江蘇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瓶頸，生態環境已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發展的關鍵是如何平衡好與環境的關系。同時，江蘇已被國家列為區域發展戰略環境影響評價試點省份。我們將改變以往“等比例、一刀切”的做法，指導各地處理好利用環境容量、控制排污總量、改善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增強區域發展與保護的協調性。

主持人：霧霾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對此怎么理解?

陳蒙蒙：霧霾治理不能腳痛醫腳，頭痛醫頭，我們要對產生污染源的這些領域全面系統地開展工作。今年江蘇在能源、工業、交通、建設、城鄉五大領域，將開展1437個大氣治理項目，包括控制煤炭消費總量、清潔能源利用、將揮發性有機污染物納入總量控制范圍、落實秸稈綜合利用和禁燒措施、確保火點同比不上升等。

國家已經有了長三角大氣治理的合作機制，要充分發揮這個機制。去年我們保青奧，就充分應用了這個機制，江蘇、安徽、浙江、上海全部聯動。

楊震(全國人大代表、南京郵電大學校長)：我認為，治理霧霾應該專業立法先行。霧霾困擾著許多城市，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國在環境保護立法上的一些不足，特別是沒有將環境所涉及的大氣、土壤、江河湖海中的水等，作為一個整體系統來考慮，制定相互銜接而完善的環保法規。同時區域間立法缺乏一致性，這對于跨越區域的大氣治理工作帶來一定難度。

我們應將大氣、土壤和水資源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一體化治理，在立法、監管和治理上都要樹立整體的概念。

主持人：治理霧霾，還有哪些方面需要重點關注?

包景嶺：農業生產對大氣的影響需要進一步引起重視。秸稈焚燒對大氣產生直接影響，而秸稈還田腐爛也會產生甲烷等揮發性有機物，所以除了“五控”之外，“控農”也十分必要，需要引導農民正確處理秸稈。

對因控制排污可能引起的競爭不公平問題也需要重視。一些企業為了保護大氣加上脫硫設備，但隨著成本增加產品售價也會增加，如何通過政策來完善和保障公平競爭也是十分重要的。

整理：楊紹功 李鯤; 主持人：何晏[編輯：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