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家壇的書法

紀淑和的五個兒女都從事教育工作

告老還鄉后的紀家壇并沒有就此過上頤養天年的安生日子，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救亡成為所有中國人最神圣的使命，不久后仲村也淪為敵占區。紀家壇回到家鄉，一方面支持擔任靈山小學校長的兒子紀淑和投筆從戎，一方面與仲村的另外兩位愛國教師創辦傳統私塾，義務教學，以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被軟禁時摘掉假牙裝糊涂

據紀家壇的后人介紹，仲村原本在村西頭的大廟里是有一所小學的，“七七事變”后若要繼續辦學，就得按照日本人的要求讓孩子學日語、升日本國旗、唱日本歌。國難當頭，哪有人肯把孩子送去這樣的學校，年過七旬的紀家壇和村里幾位老先生商量，分別辦幾個私塾，教傳統國學內容。于是仲村悄悄在前街、西街和后街開辦起三家私塾，后街的敦睦堂就是紀家壇教書的地方。

紀家壇講課完全是義務的，不收學生一分錢，對于家境貧困的學生還供應筆墨書籍。私塾的位置就是紀家的祠堂，一共三十多個學生，最大的二十歲，小的也都七八歲。因為在敵占區，所以不能公開進行抗日教育，但愛國這一課卻是孩子們不能不學的。于是紀家壇就想出了一套隱蔽、含蓄的教學方法。比如講詩詞，他就會多選用岳飛的《滿江紅》以及辛棄疾、文天祥等人寫的具有民族氣節的詩文，每日讓學生反復誦讀，讓學生自己體會其中的愛國情操。

紀家壇一共有四個兒子，雖然自己曾是個私塾先生，但他并不強求孩子們在學業上一定要有所成就，而是因材施教，尊重每個孩子的興趣和選擇。大兒子二兒子偏向務農，紀家壇就教他們耕作方法;三兒子繼承了父親的好學精神，當父親的就送兒子外出求學，最高讀到保定軍校;紀家壇年輕的時候為給父親治病也研讀過不少醫書，見小兒子對醫學感興趣，便言傳身教，最終紀家還出了一名外科大夫。

紀家壇的三兒子名為紀淑和，軍校畢業后正值軍閥混戰，于是回到家鄉辦學，在紀家壇退休時，36歲的紀淑和已經是靈山小學的校長。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棄筆從戎，拉起一支千余人的抗日隊伍，任山東五戰區第十縱隊司令。對于兒子的決定紀家壇很支持，他對紀淑和說：“過去我不讓你入伍是因為內戰不義，今天支持你組隊抗日，切記始終槍口對外，愛護百姓。”

送走了抗日的兒子，麻煩也找上門來，日本人抓不到紀淑和就多次到仲村紀家騷擾，先是燒了紀淑和一個部下的家，并揚言如果紀淑和不歸順，下次就燒了紀家壇家。紀家壇不動聲色，悄悄將家眷和口糧送到親友家。日本人知道紀家壇在村中有威信，便想拉攏他當偽即墨縣長，一來可以借他的名望安撫民心，二來也可讓紀淑和不再抗日。于是派即墨維持會會長三次登門以高官厚祿請紀家壇出山，但他對勸安者說：“人各有志，我的別號叫頑石，你們不會不知道吧?”

1940年冬天的一個早上，正在私塾給孩子上課的紀家壇被幾個便衣特務“請”進了日本憲兵隊的汽車。他們的目的無非是軟禁紀家壇，然后逼紀淑和就范，為了在監獄里有個照應，憲兵隊允許紀家壇的小兒子同去，負責每日給紀家壇送飯。紀家壇被軟禁后，幾乎每天都有人給他做“思想工作”，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毫他不動容。他摘下了滿嘴假牙，在敵人面前裝出一副垂垂老矣的樣子，臉頰深陷、言語不清，用這種方式跟對方周旋著。特務讓他寫信給紀淑和勸降，他顫巍巍地說：“老朽手顫不能寫信，再說兒大不由爹，他也不會聽我的。”敵人不甘心，便讓陪同的紀家小兒子給紀淑和帶話，說不投降就殺了他爹。紀家壇則悄悄讓小兒子傳話給紀淑和：“作為人質入獄，在單間監號里，我沒受罪，讓他放心，敵人也不會殺我，殺我無異于惹起眾怒。”十幾天后，小兒子帶回來了紀淑和的親筆信，大意為：國難當頭，忠孝不能兩全。紀家壇看了長舒一口氣放下心來，日寇看了卻憤怒不已。就像紀家壇自己說的，敵人即使生氣也是殺他不得，因為紀家壇入獄三個月，每日來探望、送飯的都是在青島有地位的鄉紳名流，有的還從即墨、流亭、李村等地趕來，這些舉動無異于向憲兵隊示威。眼看勸降無望，看這架勢紀家壇又輕易殺不得，多關無益，于是就以保外就醫為借口，把他放了。出獄后的紀家壇，雖然看上去瘦了些，但元氣未傷，精神很好，在家休養了幾天就繼續去私塾給孩子們上課了。

在孫子眼中既嚴肅又幽默

紀家壇在山西為官時清正廉潔的故事至今在民間廣為流傳，在家人眼中紀家壇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在一個溫暖的午后，87歲高齡的紀斌尚老人，向記者娓娓道來自己記憶中的那個既嚴肅又幽默的爺爺。

“雖說爺爺當了二十幾年的官兒，可在我的印象中，家里的生活從沒比別人家好一點，他平時吃的用的都很簡樸，身上穿的永遠都是那幾件洗得發白的深色大褂，家里的房子也跟其他人家的一樣。”紀斌尚老人是紀淑和的長子，也是紀家壇唯一一個還在世的孫子，受父親和爺爺的影響，他也從事了一輩子的教育工作。他告訴記者，自己十歲前一直在仲村，有幸跟爺爺一起居住過幾年，那時候他一點都不覺得爺爺是個官，每次只有在看到那把巨大的萬民傘時，才能想起爺爺是當過縣長的人。

“那時候沒有橫幅，老百姓在送爺爺走的時候，就用紅綢子做了這么把傘，直徑得有三米，上面全是當地人的簽名。他最后從山西回家的那次除了幾箱子的書，就把這把傘給帶回來了。”他告訴記者，抗日戰爭結束后，解放軍中有山西的軍人，聽說紀縣長家就在這里，還專門來家里拜訪過。

十歲以后的紀斌尚，為了配合父親紀淑和的抗日工作，不得不隨家人搬去后方居住。每個月也都會回村看看爺爺。“1943年我去四川上學前曾回仲村爺爺家住過一夜，知道我要走了，那晚爺爺讓我睡在他的炕上，想跟我多說點話。”在紀斌尚的記憶中，那是他最后一次見到爺爺，到1945年紀家壇去世時，19歲的他已經棄學從戎參加了遠征軍駐扎印度，沒能見上爺爺最后一面。

在紀斌尚的印象中，紀家壇是個既嚴肅又幽默的人，平時對幾個孫子在生活上和學習上要求都很嚴格，他板著臉的時候家里的孩子都怕他。說到爺爺的嚴格，老人給記者講了個故事：“我爺爺一共有八個孫子，我排行老五。在我上面有一個堂哥，他父母很溺愛他，所以在我們之間他也最難管教。但他聰明，學習好，字寫得也很好，特別是模仿爺爺寫字，是我們這一輩里最像的。他曾經闖了個大禍，十七歲那年他模仿爺爺的筆跡給當時的偽縣長寫了一封信，跟人家借錢，因為他知道這個偽縣長過去跟我爺爺是朋友，所以就讓人家給他寄錢。人家一看這信就覺得不對，因為認識爺爺那么多年，知道爺爺從來不向別人借錢，更何況他當了偽縣長以后爺爺早就跟他翻臉了。他又拿出過去爺爺寫的書信與之做比較，發現字跡雖像，但并不是爺爺親筆寫的，于是他派了個人把這封信送到仲村交給了爺爺。爺爺一看勃然大怒，讓所有人都趕回來，當著全家人的面上家法，把我那個惹禍的堂哥一頓狠打。從那以后他學乖了許多。”

除了嚴厲，紀家壇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的一些小幽默、小智慧，也深深印在紀斌尚的記憶里。“當年爺爺教私塾的時候，有個孩子叫楊為善，他是孩子中最調皮的，上課的時候只要爺爺看不見他，他就搗亂。有一次上課時，爺爺出去了一下，他就又閑不住地打打這個，捅捅那個，沒想到他欺負人的時候爺爺就站在他身后，爺爺也不生氣，笑著說了一句：‘楊為善啊楊為善，我看這個名字不太適合你，我看你不如改名叫楊為惡吧!’此言一出，全班哄笑，羞得那學生滿臉通紅，以后再不敢淘氣了。”

說到這里時老人開懷大笑，他說爺爺的幽默不僅是在課堂上，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常常表現出來：“過去村里有個姓黃的同鄉，很愛下棋，但此人技不如人，每次跟爺爺下總是輸，他又要強，每次都會動氣。爺爺看了為給他留點面子，也為了他的身體著想，于是按比例輸給他。比如每下三盤就輸給他一盤，這樣時間長了，他內心也就平衡了。”

當之無愧的教育世家

為了探尋紀家壇的事跡，記者來到城陽區仲村社區，社區黨委副書記紀建設告訴記者，從2010年起，仲村實施舊村改造，過去的老村包括紀家壇曾經居住、教書的地方也已經全部拆除。“其實也沒什么好看的，他家的房子跟其他人的房子都是一樣的，都是青磚的瓦房，根本看不出他當過官。”紀書記見記者面露惋惜之情，緊接著又說：“如果你真想寫紀家壇，那就去我們的仲村小學看看，那個小學的前身就是紀家的私塾，一直到現在他的后人還在小學里設有助學基金，每年頒發獎金給品學兼優的孩子們。從他到他的兒子、孫子，幾代人都在我們村里教過書。”紀建設坦言，仲村在上個世紀末被當成榜樣推廣到全國的“鄉村終身教育模式”，最初也是受到了紀家壇在家鄉推廣教育的影響，“如果沒有紀家壇，仲村不會這么重視教育。”

隨后，記者在紀斌尚老人的家中翻開《中國精神文明大典》第五卷，見到了一張教育世家的合影，照片上是紀淑和的五個兒女，紀秩尚、紀斌尚、紀培玉、紀光海和紀培琳。紀淑和的五個子女，全都是老師，值得一提的是，這五個人的配偶也都在從事教育事業，這個家庭是當之無愧的教育世家。“紀秩尚教育基金”在仲村小學已經設立了近二十年，據紀家壇的重孫紀寧介紹，這個基金的原始款項五萬元，是紀家壇的孫子、曾任職于中央教育科研所的紀秩尚，1994年首次赴中國臺灣交流學習時講演所獲得的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