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初的天真照相館(照片由baloney提供)

“1941年，在我剛剛三歲時，爸爸媽媽就帶著我到了青島最好的照相館——天真，照了第一張全家福。從這張照片上看，爸爸穿的是大褂，媽媽穿的是料子一般的旗袍。到第二年，社會發展了，穿著就變樣了。爸爸穿西裝打領帶了，媽媽也穿上了質地好的平絨旗袍。我和表哥都穿上了板板正正的毛料制服。據說光這些行頭就花了爸爸一個多月的薪水 。”2011年，年過七旬的朱長春老人給已有九十年歷史的天真照相館寄來一封長信 ，從幼時的全家福 、畢業照，到成年后的結婚照、工作照，信中飽含情感地記錄了過去七十年朱長春老人與這家照相館結下的不解之緣。其實在青島，與老人有相同經歷的人并不是少數，提起這家青島歷史最悠久的照相館時，很多人都會找到專屬于自己的幸福瞬間。

創建初期曾為日夜照相館

1921年，浙商郭錦卿在海泊路上的華德泰百貨店內開辦了照相部，這就是天真照相館的前身，據資料記載，天真照相館真正開始獨立經營是在1927年，“由郭錦卿獨資，注冊為：天真日夜美術照相館”。名為日夜，其實用現在的話講 ，就是24小時營業的意思。島城著名文史專家魯海介紹，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島城的諸多照相館中不僅天真有這項服務，其他很多店也都有，“雖然半夜去照相取相的人幾乎沒有，但這個服務還是要有，能帶來廣告效益。”那時候的天真照相館只有二層，面積很小，樓下開單、取相、賬房、沖洗，樓上則作為攝影室。

“南方人，會做生意，能吃苦。”天真攝影有限公司的總經理郝斌告訴記者，經過郭錦卿多年的苦心經營，到1939年，天真照相館已經擁有15個職員、6個學徒和2個雜役，這樣的人員配備在那時的青島已經算是數一數二的大照相館了。1945年8月，年過六旬的郭錦卿將照相館正式交給了兒子郭存義，郭存義和老鄉徐弼卿、徐天祿、胡仕中四人合伙經營照相館，并更名為“天真和記照像材料行”，直至1956年后天真改為國有照相館。

韓復榘曾是天真的超級粉絲

在娛樂項目相對貧乏的年代，“天真”臨街的櫥窗里陳列著的照片，就成了中山路上一道別樣的風景。據魯海先生回憶，天真當年的櫥窗陳列大概分為三個階段：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陳列的是軍政大員照片，三四十年代陳列的是京劇、電影演員照片，五六十年代陳列的則是勞動模范們的照片。

而在“軍政大員”這個行列里有個大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曾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的軍閥韓復榘。他不光在天真拍過照片，甚至還自愿擔當起了天真照相館宣傳員的角色。韓復榘在任期間，經常來青島，還在山海關路 13號有一套別墅。他曾在天真照相館拍過標準照，拿到手后極為滿意，于是加洗了許多帶在身邊，見人就送。眾所周知，韓復榘是馮玉祥的部下，他受到馮的影響，一生簡樸 ，但就是這樣節儉的人，還能出此手筆，可見他對天真拍攝技術的認可。

最早使用弧光攝影和人工上色

據魯海先生回憶，解放前全青島市的照相館有三十余家，僅中山路上就有七八家，之所以后來天真能從中脫穎而出，完全是勝在創新和服務兩方面。

在眾多照相館中，天真最早使用了弧光攝影，將屋頂天花板改為玻璃的，晴天時，以天然采光為主，輔以電燈。后來又推出了“藝術照”，將過去最流行的京劇行頭搬進照相館，加上化妝師描繪的京劇臉譜，為顧客拍起了戲裝照，后來還根據顧客的需求，增加了西洋貴婦等造型。“雖然其他照相館也有同樣的業務，但天真的布景是最多的，既有古典花園，也有青島的海濱風光。”天真擴建后，還有了實景拍攝，在三樓專門辟出一塊地方擺上實木家具，裝扮得富麗堂皇，很多家境不富裕的家庭都愿意來這里合影留念，顯得貴氣。

“天真服務突出，照完了照片，他們會先洗出一張樣板來給你看，如果哪個地方不滿意，可以根據顧客的要求在底板上修改，修完了再給你洗，讓顧客對照片的滿意度大大提升;另一個就是天真的人工上色技術，是青島市最早的，技師的技術也最好。”魯海說，雖然服務質量更高，但在價格上天真卻一直與其他照相館保持平等。

天真少東家曾是島城著名騎師

1945年，年邁的天真照相館的創始人郭錦卿，將產業傳給了自己的兒子郭存義，郭存義除了是天真照相館的少東家，還有另外一個身份——當年青島跑馬場著名的騎師。

“郭存義經常在馬場騎馬玩，后來就成了一名騎師，而且還跟當時著名的影星林默予、周楚私交甚好。”魯海說，當年的青島跑馬場最英姿颯爽的三位騎師就是魏恩華、郭存義和孫寶林。跑馬場的騎師們收入很高，生活都比較優裕。上世紀40年代上海大陸劇團的周楚和林默予來青島在海邊住的別墅就是騎師魏恩華的，而林默予和周楚的媒人正是這兩位騎師。

林默予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曾寫道：“周楚在青島有兩個要好的朋友：魏恩華與郭存義，他們都是馬師，而周楚也愛騎馬。他們說，你們倆既不演戲，就留在青島歇夏吧。因之，我與周楚在青島度過了有生以來唯一一個歡樂的夏天。”但幾經變遷物是人非，期間林周夫婦與郭存義失去聯系多年，直到1958年再次來到青島拍攝《李宗仁歸來》時，才重新取得聯系。那時的郭存義已經不再經營天真照相館。

沒有ps的年代修片用鉛筆

在沒有數碼攝影的時代，照相館共有四大工種：照相、暗房、修版和放大著色。對于拍攝和暗房沖洗或許大多數人不會陌生，但修版和著色對于已經習慣了使用數碼單反和ps的80后、90后而言則有些遙遠。

“雖然那時候拍的照片不能在電腦上修，但可以在底片上下功夫，不管是早期的玻璃底片還是后來的黑白膠片都可以用鉛筆來修片。”曾在天真工作了四十多年的特一級技師曲晨，雖然已經幾十年沒修過底片了，但老人始終保留著修版用的工具，“鉛筆芯要削得很長、很細，把底片放在一張透光的桌子上，臉上有斑的照片在底片上就是個白點，那就用鉛筆給它涂黑，洗出來的照片上就看不出來了。”老人告訴記者用鉛筆主要是修底片上人的輪廓 ，如果線條不夠清晰可以勾勒得更為立體 ，等照片洗出來后就要用毛筆蘸著墨水來修改。

雖然人工上色的技術很早就出現了，但據郝斌回憶，至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選擇全部上色的人也很少，“那時候基本上都是局部上色，全部上色太貴了。”在上世紀80年代拍攝一張兩寸的照片需要四毛多，放大成十二寸的上色照片就要三四塊錢，而那時候的平均工資每個月只有三十多塊。

一張照片頂學徒工一年的工錢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能來照相館拍得起照片的都是有錢人，那時在攝影行業里流行著“一年不開張，開張吃一年”的說法。曲晨告訴記者，這句話看似夸張，卻是當時行業內的真實寫照。

1942年，16歲的曲晨隨親戚從煙臺老家來到青島，在德縣路上一家名為“新時代”的小照相館當起了學徒。“那時候拍一張兩寸的照片要一塊錢，那可是我們學徒工一年的工錢。”老人告訴記者，那時候照相館的學徒工要學三年才能出徒當師傅，三年間不能回家，管吃管住每年大年三十就能得到一塊銀元。“那個時候，天真就已經是很有名的照相館了，拍照片價格也比小店貴些，為什么?因為大店只有師傅才能給客人拍照，小店里干活的卻都是我們這些學徒。”他告訴記者，嚴格的管理制度和精細的分工，成為了那時天真照相館品牌質量的保證。

不光是在照相館里拍照，曲晨告訴記者那個年代婚禮跟拍也已經出現了。“解放前有錢人擺婚宴都是在春和樓，拍婚紗照也都是在酒店，通常都是開席之前新郎新娘跟賓客一起站在酒店的臺階上拍個大合影，那時候閃光燈用的是鎂粉，不能拍太多次，拍多了整個大廳就都是煙 ，就沒法吃飯了。”曲晨說基本那時候的婚禮現場照片都得一次成功，當然價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外拍那一次照片的價格應該跟請那一屋子的酒席差不多了。”

為修片在公安局忙了三個月

在總經理郝斌的文件夾里有一張天真“曾經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提供過服務”的名單，上面有十八個人的名字。但至今最讓天真人驕傲的，還是1957年8月毛主席和周總理來青時拍攝的大合影。

那時拍攝這張照片的是當時天真最資深的攝影師姜志修，但在拍攝過程中還是出現了一點意外，“我記得那組照片一共有七張，分別是毛主席和周總理跟青島的黨政軍干部還有少數民族的合影。”曲晨介紹，當時的每一張合影上都有三四百人，“連續拍多了，可能是相機里膠片卷得太厚，最后拍的兩張沒繃緊，就跳格了。回到店里發現這個情況的時候，主席、總理早就走了，這可怎么辦，只能靠修了。”他回憶，那時是主席與駐青陸軍以及市級機關干部這兩張合影出現了問題，兩張照片上許多人的臉都只有一半顯影。

于是在之后的三個月時間里，曲晨白天去天真照相館上班，下班以后就要到公安局加班修改這張照片，在嘗試過多種方法還是不滿意后，曲晨選擇了拼接的方式。“幸好主席和總理那部分的底片沒有出問題，那時候是公安局刑警隊管這個事兒，把這兩波人又組織起來，按照當天的隊形重新排好又補拍了一張，然后我還找了個刻字師傅，教我把原片上的領導們從底片上摳下來，重新拼接到這個新的膠片上。”經過反復修整，當這張照片最終發到個人手里的時候，幾乎沒有人發現有拼接過的痕跡，只是在時間上晚了三個月。記者 黃默(感謝青島市檔案館的大力支持 ，感謝魯海先生對本文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