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防肥胖，家長對兒童視屏行為監督更重要

兒童超重肥胖與高能量和高脂肪膳食、體力活動不足和靜坐行為時間過長等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針對兒童視屏行為-看電視、玩電腦和電子游戲機等，和家庭因素與兒童BMI(體質指數)的關系研究，結論是：兒童BMI與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有關，與父母經常告訴兒童視屏行為的壞處無關。父母經常告訴兒童視屏行為的壞處是父母對兒童關于視屏行為的教育途徑之一，這也間接說明家長對兒童的教育對兒童BMI的作用不如家長對兒童行為的監督。因此，在預防和控制兒童肥胖時，需要家長配合監督兒童的行為。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婦女與兒童青少年衛生學系副主任、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副所長王海俊教授介紹，這項研究選擇北京市某城區12所小學7~11歲共1846名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對學生進行身高、體重測量，計算BMI。通過問卷調查學生的視屏行為時間及其相關的家庭因素。

研究結果表明，在男、女生當中，兒童BMI與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有關。與父母不限制或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120分鐘/天相比，父母限制視屏行為時間<120分鐘/天兒童的bmi較低。因為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對兒童bmi產生顯著作用，科研人員還采用中介作用模型分析了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是如何通過影響兒童視屏行為而作用于兒童bmi的。研究結果發現，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通過減少兒童視屏時間而對兒童bmi產生作用，父母限制兒童(男生)視屏行為時間有13.67%通過影響兒童視屏行為時間而作用于兒童bmi，父母限制兒童(女生)視屏行為時間有22.11%通過影響兒童視屏行為時間而作用于兒童bmi。說明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越少，兒童的視屏行為時間越少，進而影響兒童的bmi。但研究結果也表明，無論是男生或者女生，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只有一部分是通過影響兒童視屏行為時間而作用于兒童bmi，說明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還通過其他途徑影響著兒童的bmi，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所以，通過本研究能幫助理解父母限制兒童視屏行為時間對兒童bmi的作用機制。

王海俊強調，本次調查結果提醒家長，兒童肥胖的預防和控制工作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包括家長監督兒童的行為，如限制兒童看電視和玩電腦的時間，以減少兒童的靜坐時間。

綜合干預可以有效預防兒童青少年肥胖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科研人員采用“學生-學校-家庭”社會生態模式，對兒童青少年肥胖進行干預。觀察和評估干預效果，發現短期內可以改善腰圍、腰臀比(WHR)等中心性肥胖指標干預有效，干預效果女生優于男生，鄉村優于城市，小學優于中學，可以作為一種有效干預手段推廣使用。

據北京大學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陳天嬌副教授介紹，該研究利用社會生態模型理論，采用分層整群抽樣的方式抽取調查對象，將北京市房山區學校分為城市小學、鄉村小學、城市中學、鄉村中學各4所，各選取2所學校7～18歲的學生為干預對象進行3個月的干預，另2所學校學生為對照。3175學生參加兩次體檢，其中干預對象1661人。干預措施分別是：學生層面，利用健康教育課、肥胖指導手冊、主題班會向學生進行健康教育，利用飲食運動行為記錄表的方式督促行為;學校層面，確保和利用大課間等提高學生體育活動時間、舉辦“健康飲食快樂運動”活動月、組織各種體育競賽活動、征文征畫活動、張貼海報、校園拒絕零食與含糖飲料、組建可愛嘟嘟訓練營等;家庭層面，利用家長講座、分發宣傳手冊、倡議書等方法進行健康教育，并鼓勵給孩子情感、環境和物質支持。

結果顯示，干預可以整體改善超重肥胖，未干預組超重肥胖發生風險是干預組的1.12倍，有顯著性;干預可以降低腰圍、腰臀比(WHR)等中心性肥胖指標，排除性別，年齡和城鄉因素影響，干預可使干預組比非干預組腰圍降低0.63cm，WHR降低0.02，有顯著性。女生未干預組超重肥胖發生風險是干預組的1.18倍，干預組比非干預組腰圍降低0.52cm，WHR降低0.02;男生未干預組超重肥胖發生風險是干預組的1.08倍，干預組比非干預組腰圍降低0.73cm，WHR降低0.01。城市學生干預組比非干預組WHR降低0.01，鄉村學生降低0.02，鄉村學生未干預組超重肥胖發生風險是干預組的1.43倍。小學生干預組比非干預組WHR降低0.02，中學生降低0.02，小學生未干預組超重肥胖發生風險是干預組的1.21倍。干預效果女生優于男生，鄉村優于城市，小學優于中學。

陳天嬌指出，“學生-學校-家庭”社會生態模式顯示非超重肥胖學生的腰圍、WHR均有所改善，超重肥胖學生營養狀況改善比例干預組(15.1%)大于對照組(8.6%)，說明干預不僅對非超重肥胖學生有效，對超重肥胖的學生更有效。因此，在對全體學生進行干預的基礎上，對超重肥胖學生進行加強干預的方法是有效的，這為適合全學校學生參與的肥胖干預措施的實施提供了依據。同時，本研究在國內首次對干預對象的人群特征進行了分析，為今后的預防工作提供了依據。文/付東紅(北京大學醫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