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根據一些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階段后普遍陷入增長停滯、只有少數經濟體成功邁入高收入階段的現象得出的統計結論。2010年，中國經濟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與此同時，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一時間，國內外對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議論紛紛。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如何?本期觀察版組織部分學者圍繞這些問題進行探討，得出的共識是：中國已經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條件;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更高發展水平邁進的關鍵。

——編 者

中國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供給側改革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

(劉世錦)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結構和增長動力發生重要轉變，增長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于是，關于中國經濟是否會硬著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議論多了起來。這個問題應放在長期增長框架下并在國際比較中加以分析。

中國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二戰以后，先后有許多經濟體進入工業化歷史進程，但只有少數經濟體跨過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從中可以觀察到兩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增長速度回落。

一種是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不超過六七千國際元(購買力平價指標)時增長速度回落，陷入增長緩慢、停滯乃至倒退的困境。這些經濟體大多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抑制市場力量的發展，借用大量外債，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有的迫于民粹主義的壓力，實行難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終導致高增長難以為繼。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國家。

另一種是經歷了一個更長時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長，在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時增長速度出現回落，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并躋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省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新加坡等東亞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具有較好的市場基礎，同時也有發展導向的強政府，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形成了具備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近年來增長速度有所放緩。2014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大體上相當于11000國際元，增長模式和軌跡與東亞經濟體顯示的增長規律較為相似。從長期增長框架看，我國已經成功利用了工業化時期高速增長的潛力;當前經濟增長條件出現一系列重要變化，構成經濟發展的新困難，經濟合乎規律地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應該認識到，我國現在達到的發展水平遠高于當年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的發展水平，已經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經濟能夠實現由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的平穩轉型，就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

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臺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是一個“轉型再平衡”的過程。從需求側看，以往長時期帶動高增長的低成本出口、大規模開發建設、排浪式消費等主要需求發生深刻變化和調整。在供給側，由于重化工業調整相對較慢，部分行業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企業虧損擴大。但從今年一季度情況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業品價格有所回升，工業企業效益由降轉升。如果去產能到位，工業品出廠價格和工業企業利潤增速回升，供給側也有望調整到位。隨著供需兩側達到新的平衡，我國經濟將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進入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臺。

中高速增長期依然是追趕期。目前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約為8000美元，與發達國家人均四五萬美元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如果說以往高速增長期主要是數量追趕，今后將更多地表現為質量追趕。在這一階段，創新活動比重將有所增大，但大多數還是追趕型的，仍然需要重視向先行者學習，并要由過去的“鋪攤子”轉向“上臺階”。與數量追趕相比，質量追趕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決好以下三個突出問題。

糾正資源錯配。目前，行業之間生產率的差距依然較大，這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市場機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通過深化改革糾正資源錯配，不僅可以使傳統行業繼續釋放出可觀的需求，而且能夠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產率，化解潛在風險。

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既包括發展新興產業，也包括在已有產業中采用新裝備、新技術，同時還表現為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注重設計、研發、品牌等。產業升級將帶來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的深化、產業集中度的適當提高;將更多地開發和利用中高級生產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將通過制度和文化建設全面推動精致生產。

營造創新環境。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場發揮作用的體制和政策條件，使創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場競爭中流動，聚集到創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創新效率。

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有利條件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和優化配置，將為我國加快質量追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創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條件。目前，應將以下幾個方面作為優先領域加以推進。

放寬準入，深化壟斷行業改革。近年來的商事制度改革，在小微企業準入便利化方面取得一些進展，現在更需要突破的是基礎產業和服務業領域改革，包括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金融、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這些壟斷行業的投資看起來已經不少了，但其實非常需要有活力的新投資加入，以大幅提高投資效率。應進一步放寬這些領域的準入條件。

促進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推動城市發展從以往的孤島型轉變為網絡型，帶動大城市之間大量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加強互聯互通，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優化調整，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為此，應下決心打破城鄉之間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

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創新與模仿具有實質性差異。在模仿階段，政府職能主要體現為指定技術路線、做好規劃。在創新階段，政府職能則主要體現在保護產權，穩定企業家和科研人員的預期，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激勵;深化各項改革，促進創新要素流動、聚集和優化配置，提高人力資本質量，為創新提供金融支持等。同時，還應使改進創新環境成為地方競爭的新元素，推動形成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

抵制經濟泡沫的干擾，引導資源流向提高要素生產率的領域。制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產性服務業，是直接為制造業轉型升級服務的。必須牢固確立制造立國、實體經濟為本的理念和政策導向。對于房地產和金融市場等極易形成經濟泡沫的行業，必須高度警惕，及時抑制各種形態經濟泡沫的泛起，防止出現大量資源脫實向虛和經濟活動的大幅波動，把資源盡可能引導到提高要素生產率的領域。

調動人的積極性，完善干部隊伍激勵機制。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干部隊伍的精神狀態至關重要。應乘勢前進，持續優化政治生態，在“關后門”“堵歪門”的同時“開前門”，探索符合國情和現代治理要求的長效機制。應給基層更大的試驗空間，在把握方向、守住底線的前提下，同一改革可以有幾種方案同時試驗，相互比較、補充、完善。基層試驗可以為創新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舞臺，也有利于少走彎路，降低制度和政策創新的成本。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問題的關鍵在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

從國際經驗看如何長期保持增長動力

鄭秉文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綜合來看，再用六七年時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并無太大懸念。問題的關鍵是，進入高收入階段以后，我國同歐美發達國家依然存在較大差距。因此，必須著眼長遠，在現階段就加大結構調整力度、重塑增長動力源，使我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強勁發展動力，順利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經濟長期趨勢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階段前后如何保持強勁增長動力?總結我國實踐經驗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經驗，可以得出一些啟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及其發展經驗

歐美發達國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業化道路，近代以來經濟發展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其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為后來者提供借鑒。二戰以后，先后又有一些經濟體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首先是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其他幾個小型經濟體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起飛，到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紛紛進入高收入階段。然后是中東歐轉型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南美大陸的“優等生”，進入本世紀以來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階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國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烏拉圭在這一年成功跨越二戰后南美國家集體陷入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等收入陷阱”，成為率先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國家。

先后發展起來的這些經濟體，它們保持較高發展水平或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歷史條件不同、發展道路不同、經驗各有千秋，總的來說可歸納出三條主要經驗：第一，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增長的重要動力源泉，技術進步的推動和創新活力的激發使這些國家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達到發展巔峰;雖然后來經歷了經濟波動和危機，但始終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第二，堅持對外開放。以“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模式，抓住轉變增長方式的歷史機遇，實施外向型發展戰略，深度參與國際分工，搭上世界經濟高速發展的快車，因而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三，實行市場經濟。中東歐轉型國家經濟基礎較好，在轉型之初人均國民總收入就達到2000—3000美元，轉型之后實行市場經濟，生產力得到較快發展;在南美大陸，智利和烏拉圭之所以能夠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因為它們是南美大陸最規范地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

展望中國經濟從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四個發展階段

參照世界銀行對四個收入組的劃分，可以對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進行相應劃分和前瞻性預測。對照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深入分析這四個階段可以發現，我國已基本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

第一階段是低收入階段(1978—1998年)。在這一時間段，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從190美元增長到820美元，用20年時間從低收入階段走出來。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驅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從農村包產到戶到城鎮國企改革，從產權明晰到引入競爭機制，生產力發展潛力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不斷釋放。

第二階段是下中等收入階段(1999—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在這個階段的典型特征是勞動、資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等有形要素投入不斷加大，增長動力主要來自要素驅動。在這一階段，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對外貿易成為重要增長引擎，外匯儲備增長了十幾倍;投資率保持高位;房地產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然而，高投入、高增長也付出了資源環境代價，增長不可持續的矛盾凸顯出來。

第三階段是上中等收入階段(2010—2023年左右)。2010年，我國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同時，經濟增長開始從高速換擋為中高速，步入經濟發展新常態。按照中高經濟增速來推算，我國走出這一階段將用約13年時間。在上中等收入階段，傳統要素的優勢逐步消失，大規模投入受到制約，增長速度減緩，要求盡快提高生產率，從粗放增長轉向集約增長，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為此，黨中央及時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提高供給側的質量和效率;通過降成本、補短板，提高企業生產率、投入產出率和競爭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確保經濟中高增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線”。

第四階段是高收入階段(預計從2024年左右開始)。高收入經濟體并不必然是發達經濟體。成為發達經濟體要符合一套綜合評價體系，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必須是技術創新型國家，必須以技術創新作為驅動增長的根本動力源泉。目前，我國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上升至55.3%，但仍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創新發展是黨中央提出的新發展理念的第一條，提高創新能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這些新理念和新舉措，既著眼于解決我國當前問題，也著眼于實現長期發展。只有認真貫徹這些新理念、新舉措，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才能順利實現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

跨過高收入門檻后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

經過幾十年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只要政治上不出現顛覆性錯誤，經濟上不出現毀滅性打擊，制度上不出現斷層式波動，再過六七年，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將無懸念。屆時，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已經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已經建成。

我國在跨過世界銀行設定的高收入門檻之后，還有漫漫長路要走。目前，高收入門檻是人均國民總收入1.26萬美元，而美國已達5.5萬美元，盧森堡超過11萬美元，跨度很大。對我國來說，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下一個目標是邁向“中等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目標是上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同志謀劃“三步走”戰略時首次提出的。用人均指標來描述，中等發達國家大約相當于2015年韓國所達到的人均國民總收入2.7萬美元的水平。如果按照中等增長速度，剔除價格因素，2035年前后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將達到2.6萬—3.0萬美元(2015年價格)。這是我國經濟將經歷的又一重要階段，可以看作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第五階段”，直接關系到能否順利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躋身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和邁向中等發達國家的道路上，盡管將迎來更大的挑戰，但只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成功實現目標。從前述經濟體的發展經驗中，我們還可以得到如下三點啟示。

首先，從歐美發達國家所顯示的經驗可見：隨著經濟發展，創新驅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以要素驅動為主的增長必須轉向以創新驅動為主的增長。我國歷來高度重視科技創新，每年對此投入巨大。進入高收入階段后，推動創新需要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創新驅動的效果要用能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檢驗。越是在高收入階段，越需要提高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其次，二戰后兩批進入高收入階段經濟體的重要經驗分別是堅持對外開放和實行市場經濟，而這兩條正是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基本經驗。其中，前者是外部條件，后者是內部條件。進入高收入階段后，這兩條基本經驗依然是驅動經濟增長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

第三，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往中等發達國家的道路上，要想更充分釋放經濟潛力、支撐經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努力增強軟實力。軟實力屬于“無形要素”，在高收入階段其重要性不亞于有形要素。增強軟實力的途徑主要是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而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從現在起就應加倍重視，將其作為躋身中等發達國家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基石。要通過不斷推進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使我國的軟實力比硬實力還要強、還要硬。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研究所所長)

觀點集萃

未來幾年中國邁入高收入階段符合歷史規律

目前，世界上高收入經濟體大約有70個，主要是發達經濟體，有十幾個是發展中經濟體。這70個經濟體從上中等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2年又4個月。其中，人口超過1000萬的經濟體有20個，它們實現這一跨越平均用了11年又9個月。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我國在2010年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再用10年左右的時間，到2020年前后邁進高收入階段是符合歷史規律和趨勢的。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潛在通脹和經濟下行雙重風險，靈活運用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能夠確保風險可控，為解決問題贏得時間。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依靠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因而，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劉 偉

三項改革釋放巨大發展潛力

推動三項重大改革，能夠釋放巨大發展潛力，足以驅動中國在未來幾年內躍升為高收入國家。

一是推動城鄉一體化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農村承包地、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管理體制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把土地的所有權和用益物權分離，允許用益物權抵押、擔保、轉讓。二是加快投資體制改革。通過政策設計，使投資于公共產品(包括環境、交通、市政、教育、醫療、養老、信息、文化等)能夠獲得合理回報，并通過公開招標，選擇有資質的企業承擔建設和經營任務。三是加快科技體制改革和科技創新。通過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改革教育體制、實施重大科技工程、完善風險投資體系、吸引全球人才等舉措，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創新驅動發展。這三項重大改革，將釋放出巨大的改革紅利和發展潛力。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鄭新立

中國已經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大都同時滿足三個基本條件：一是有長期穩定并且支持市場經濟發展的政府;二是持續改善的高質量的人力資本;三是堅持實行對外開放。當今中國顯然具備這三個基本條件。因此，我們有信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當前，對中國經濟增長也存在一些悲觀觀點，可作簡要回應。一是關于人口紅利喪失問題。對此，可以通過更靈活的就業和退休制度予以彌補，還可以通過加強教育提升人力資本紅利來替代。二是關于大國經濟難以依賴外部市場發展的問題。外貿對大國經濟的拉動作用確實相對有限，但中國廣闊的國內市場和獨特的發展優勢足以彌補外需的不足。三是關于中國經濟存在高杠桿的問題。這個看法不符合實際。目前中國的儲蓄率仍遠高于美國、日本、歐盟等經濟體，而且中國正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將進一步去杠桿，中國經濟將更加健康。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