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講到關向應在被捕之前，一度在青島主持共青團的工作。實際上，從1925年11月到1926年5月，關向應基本上都是在青島度過的。這段時間，他住在北京路，以青島育英中學為基點，經常深入學校、工廠進行革命宣傳，使得青島的團組織有了很大發(fā)展。

關向應在青島化名鄭勤

關向應在青島的活動，由于距今較遠，且較瑣碎，故史料記載不多。較為詳細的是《中共青島地方史》，據記載，關向應在青島工作了半年多。

1925年11月，團中央決定，青島團地委書記李耘生調濟南。李耘生離青后，王平一(后叛變)暫代書記之職。23日，團中央調關向應(化名鄭勤)到青島，任團地委書記，王平一、趙豫章任委員。

關向應來青后，住在北京路，以青島育英小學等地為基點，聯(lián)絡群眾，發(fā)展團員，開展黨團工作，他親自到工廠、學校進行革命宣傳，和青年交朋友。他通過山東早期的共產黨員魯伯峻，結識了膠澳中學的學生魯廣益。在關向應的啟發(fā)、幫助下，魯廣益思想進步很快，不久便加入了共青團，并成為團的干部。關向應來青后，青島團組織發(fā)展迅速。四方機廠、煙草公司、日商各大紗廠、青島車站、膠澳中學等工廠、學校，都有了團的組織。從1925年12月到1926年1月，青島團的支部由1個增加到8個，醫(yī)學、禮賢、電話局等支部也正待成立。團員由21名發(fā)展到64名。組織活動也井然有序，支部會議、干事會、地委會定期召開。團的外圍組織“三民主義學會”正式成立，“青年勵進社”籌備就緒，“小學教員聯(lián)合會”也在籌備之中。

1926年2月2日，青島黨、團組織在四方召開聯(lián)席會議，因工賊告密，王伯龍、王平一等6人被捕。次日，育英小學黨的活動點遭破壞，團員王介山被捕。敵戒嚴司令部還下令通緝關向應、趙豫璋、張鴻禮和魯佛民。關向應臨危不懼、沉著應變 ，在群眾的掩護下，巧妙地同敵人周旋。

3月21日，團青島地委改選，關向應被選為書記。雖然經過了2月2日的變故，一部分團員被捕，一部分轉移外地，還有一部分加入到黨內，斗爭環(huán)境也日趨惡劣，但團的組織還是在不斷發(fā)展。到4月，又新發(fā)展了27名團員，團員數增加到83人，分為膠澳中學、四方機廠、內外棉、大康、隆興、鐘淵、

寶耒、華新、農民等9個支部。為提高新團員政治、文化水平，提高對黨的認識和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培訓從事群眾工作的能力，青島團地委從團中央訂購了《勞動青年》、《向導》、《社會觀》、《平民課本》等，這些成為提高年輕團員的政治理論水平和文化知識的最好讀物。團青島地委還配合黨組織在滄口舉辦訓練班，培訓新加入的黨團員，內容有組織教育、職工運動教育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5月1日，團地委在滄口、四方分別召開五一紀念會，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的歷史及其意義，闡明工人階級大團結的重要性。5月4日，團青島地委在膠澳中學舉行五四紀念會，向到會的團員闡述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并在膠澳中學、禮賢中學、青島大學、膠東中學、膠濟鐵路中學等處散發(fā)紀念五四運動的宣言。5月份，關向應調離青島，赴上海工作。

賀龍與關向應為啥感情深厚

被地下黨營救出后，1932年1月，關向應從上海來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擔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軍委分會主席和紅三軍政治委員，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輝煌壯麗的軍旅生涯，也結下了他的生死之交——賀龍。

提起1932年的湘鄂西蘇區(qū)，不少人都會想起一個人，他就是夏曦。此人以“肅反”聞名于世，最擅長抓“AB團”，腦子里的左傾思想根深蒂固。在湘鄂西，他領導的“肅反”運動持續(xù)屠殺幾個月，洪湖縣區(qū)干部幾乎殺光，有的連隊前后殺了10多個連長，被以“莫須有”罪名殺害者多達幾千人。

關向應初來之時，湘鄂西的局勢十分復雜。馮曉蔚寫過一篇文章《賀龍與關向應為啥感情深厚》，其中詳細介紹了當時的情況：中央分局書記夏曦非法取消了紅三軍的軍師兩級指揮機關，將部隊編為5個團，名義上是由軍委分會直接領導，實際上是他一人說了算。紅三軍軍長賀龍受到了排斥，夏曦還想以送他去蘇聯(lián)學習的名義，調虎離山，趕走賀龍。關向應在了解了真實情況后 ，以軍委分會主席的身分說出了廣大紅軍戰(zhàn)士的心里話：“賀龍同志是我們黨的一位軍事家，曾經參加領導過南昌起義，為革命作出過重大貢獻，黨是相信他的。”同時，他在會上代表中央宣布，恢復紅三軍領導機構，賀龍仍任軍長。他的發(fā)言贏得了全軍干部戰(zhàn)士的擁護，穩(wěn)定了紅三軍的軍心，也贏得了賀龍的尊重，使紅三軍在兩個多月的時間里連戰(zhàn)連捷。1932年1月至3月，紅三軍共殲敵兩個旅、兩個團、3個營。根據地擴大了一倍以上，紅軍主力和地方武裝發(fā)展到3萬人以上。

后來，，紅三軍東游西走，損失很大。賀龍認為部隊應該抓緊建立根據地，關向應也多次提出建立根據地或向中央紅軍靠攏的正確主張。在關向應和賀龍的堅決斗爭下，中央分局才于1934年6月19日，在貴州沿河、德江兩縣交界的楓香溪山村里召開會議，研究部隊的下一步打算。會上斗爭十分激烈，關向應嚴肅地批駁了以夏曦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義正辭嚴地指出：“部隊整天這么東游西走不行，要么就建立根據地 ，要么就設法同中央紅軍取得聯(lián)系。”夏曦卻不指名地批評關向應，認為這一主張是對形勢的悲觀失望，是對革命產生動搖的右傾思想作怪。聽了夏曦的謬論 ，賀龍怒不可遏，他說：“發(fā)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的主張是小關(關向應)講的，他的意見有什么錯?毛主席、朱總司令在中央蘇區(qū)就是這么干的嘛!”于是，在關向應和賀龍的堅決斗爭下，會上形勢急轉直下，夏曦等人不得不同意對某些實際工作思路做一些改變 。就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恢復紅三軍黨組織和政治機關，停止錯誤的肅反工作。

1934年10月，紅三軍與紅六軍團會師，紅三軍恢復了紅二軍團的番號。1937年8月，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 ，紅二方面軍改編為第八路軍一二〇師，賀龍任師長，關向應任政訓主任，后改為政委。此后，這對老搭檔奔赴抗日戰(zhàn)場，東渡黃河，開赴山西，堅持華北抗戰(zhàn)，奠定了晉西抗日根據地的基礎。1938年8月，賀龍、關向應又派李井泉支隊馳向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革命根據地，與晉西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立晉綏抗日邊區(qū)，它是各根據地通向陜甘寧邊區(qū)的交通要道，也是黨中央的一道堅固的屏障，在整個抗日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因為賀龍和關向應的情誼深厚，所以中央軍委發(fā)給他們的電報和他們發(fā)給中央的電報以及對下面的行文，常常寫作“賀關”。據記載，賀龍的夫人薛明曾回憶說：“多少年來 ，賀關一體，名字總寫在一個文件、一個命令、一個決議上，緊密不可分。在我面前，賀龍總說小關如何如何好，關向應則總說老賀如何如何好，言語幾乎一模一樣，從來沒聽到他們說對方一個不字。”

賀龍寫悼文《哭向應》

1940年冬，一二〇師剛從冀中返回晉西北不久，長年征戰(zhàn)的關向應終于被病魔擊倒，肺病使他吐血不止。黨中央得知此事后 ，立即決定讓關向應回延安養(yǎng)病。賀龍得知老朋友要去延安時，專程從前線策馬趕往軍區(qū)醫(yī)院，親自為他送行。

據關向應侄女關翠玉回憶，“1941年初，伯父病情稍有好轉，便又返回了前線。此刻晉西北正是危難之際。他回去后 ，又沒日沒夜地投入了工作。不久，他再次吐血不止。在賀伯伯和黨中央的再三催促下，伯父才不得不重返陜北 ，從此，便再沒能從病榻上起來。”

關向應在延安養(yǎng)病期間，賀龍每到延安，總是前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剛開過一天，賀龍接到緊急通知，要急返華北前線。臨行倉促，他給關向應留下了一封信。關向應看過信后 ，流著淚說：“我們一起打了15年仗，始終沒有離開過，這一回他一個人走了!”短短的一句話，充分反映了他對戰(zhàn)友的依戀和對戰(zhàn)斗生活的向往之情。

1946年7月21日，關向應逝世。在他停止呼吸前的五分鐘，他還說：“不要緊，我還會活下去。”他一直是懷著活的信念挺到了最后。

關向應去世的消息傳到晉綏前線，賀龍悲痛萬分，泣不成聲，飽含深情地寫下了《哭向應》，痛悼這位與他并肩戰(zhàn)斗了15年的親密戰(zhàn)友：“一生中最真摯的戰(zhàn)侶，你先我永逝了，辭去了你親手撫養(yǎng)的部隊，辭去了千百萬人民，還辭去了你的難友——云青(即賀龍)。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難。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陜邊、湘鄂邊、黔、云、貴、川、甘、陜，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晉綏、出河北，幾萬里長途征戰(zhàn)，入死出生，無論在戰(zhàn)場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亭草舍大廈高堂，我記不起何時不在一起，何戰(zhàn)有所分離。而今，你我是永別了。翹首蒼天，你是音容宛在，我則寢不成眠……”特約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