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對中國情報掌握全面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接觸人員復雜，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均有接觸;二是判斷準確，在他的情報中，不光有精密的分析 ，各種情況的梳理 ，還有對于形勢的預判，各種判斷甚至驚人準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活動的這段歲月，青島也是宗方小太郎落腳的地點之一。在這里，他頻繁地跟晚清遺老接觸，有一次還差點落網。

曾以記者身份采訪恭親王

1912年，清帝溥儀退位，青島成了清朝遺老遺少的聚集地，他們經常共謀清室復辟大計，與張勛以及遍布各地的“宗社黨”成員遙相呼應。1913年，宗方小太郎來到青島，化名為宗方榮，調查遺老和“宗社黨”的復辟活動情況。

據山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史料記載，宗方小太郎向日本軍部報告說：“在青島居住的‘宗社黨’主要人物有恭親王溥偉、吳郁生(前軍機大臣)、張人駿(兩江總督)、呂海寰(兵部尚書)、于式枚(郵傳部侍郎)、劉廷琛(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周馥(兩江總督)……以上除徐世昌、洪述祖、李德順外，均與恭親王密切往來。目前在青島大興建筑，前清大官、宗室為購買土地作永久居住的打算。”能看出徐世昌、洪述祖、李德順跟溥偉之間的矛盾，說明宗方小太郎的眼力還是很深的。除了宗方小太郎提到的外，尚有前清直隸總督陳燮龍、前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以及大臣載灃、那桐等人。青島聚集的前清官員最多，官階亦最高，是前清遺老最為集中的地區。

島城知名文史專家魯海先生在《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一文中說：宗方小太郎以記者的身份采訪過恭親王溥偉，在報告中寫道：“氣宇不凡，誠意動人，晤談時端坐正式，面無笑容，言不及它事，神態嚴肅，實滿清親貴中突出的人才。”宗方在綜合調查到的情報后，得出結論：“宣統復辟運動的根據地在青島和上海。在青島以恭親王為中心，前郵傳部侍郎于式枚、前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前御史王寶田等為之熱心提倡。”

宗方小太郎間諜活動敗露還要歸功于一人，這人就是張士珩。張士珩和宗方小太郎兩人之間的恩怨要追溯到甲午戰爭時期。張士珩是李鴻章的外甥，憑借李鴻章的關系當到了北洋軍械局的總辦。甲午戰爭前夕，宗方小太郎和女間諜春野纓子(一說和珅的孫女、迎和春)來中國打探情報，宗方化名田玉貴，春野纓子化身為落魄家族的大家閨秀，被賣到高檔妓院 。春野纓子因為漂亮、多才多藝，得到了高官富商的賞識，張士珩就是其中之一。張士珩為春野纓子的美貌所傾倒，為其贖身，并娶為側室。甲午戰爭爆發后，日本在向威海劉公島發動進攻前，宗方小太郎和春野纓子竊取了北洋水師的軍事部署。

甲午戰爭結束后，宗方小太郎受到了日本天皇的表彰，而張士珩則被免職。應該說，張士珩對宗方小太郎可謂是“印象深刻”。魯海先生說，巧的是，張士珩后來也到了青島，并住在曲阜路。有一天，宗方小太郎在街上遇到了張士珩，張士珩扭送他到官府，但是德國當局并沒有處理，當場釋放了宗方小太郎。宗方被釋放之后，便離開了青島。

和康有為在日本會面

除了清廷的一幫遺老，宗方小太郎還和另一位跟青島大有關系的名人有過交往，那就是康有為。康有為晚年在青島定居，去世后也埋葬在青島。他可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宗方小太郎和他又有什么聯系呢?

其實，早在戊戌變法之際，宗方小太郎就和康有為 、梁啟超有了聯系。甲午戰爭后，宗方小太郎重返中國，于武漢籌辦《漢報》。他提出創辦此報的目的有三：一是介紹日本之實情于中國之官民,，以令其信于我;二是明唇齒相依之義，行一脈相承之實;三是抑制舊黨援助新黨，以助維新之氣象。歷史有時很復雜，不得不承認，戊戌變法中極力支持康梁的往往不是本國民眾，而是外國人。單從第三條目的來看，宗方小太郎和康、梁之間也許就存在某種默契。

宗方小太郎經營《漢報》四年，按他自己的說法，“開發中國之風氣，鼓舞中國之市民，振作政治教育，勸興農工商務，使中國四萬萬之民脫歐人將吞之虎門，以欲全同文同種同洲之義務天職”。這當然是他的自我標榜之辭。奇怪的是，梁啟超也盛贊“在圣主幽囚，新政墮墮，內地報館封禁無存”的時候，“《漢報》以日本人之力，疾呼于漢口”，成為“日報之卓卓者”。據陽美燕《漢口樂善堂據點與漢報》一文稱，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說此報“誤信康黨之謠言，而不知康黨之陷中國于危難之深淵”。該報因報道、言論觸犯時忌，被張之洞查禁后以3000兩白銀買下，收歸中國人所有。《漢報》至此(1900年9月30日)閉館，歷時4年零7個月。

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逃往日本。1898年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在東京訪問了剛剛逃亡至此的康有為及其同黨唐才常。此時兩人才得見面，康有為因為剛剛在戊戌變法中失利，顯得有些激動。歷史研究者諶旭斌曾對此事有過記述，會談中，康有為曾“頻頻乞求援助”，欲求日本政府出兵，助其滅掉慈禧政權。據宗方小太郎日記記載：“與柏原同至加賀町訪問康有為，湖南學會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聲言因擬發動義兵，來日借兵并兼請聲援。康有為頻頻乞求援助。余稱：日本政府決不輕易出兵，但如時機到來，不求亦將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輩能為義軍增添力量，期望使諸君之志愿得以實現。”為了打動宗方小太郎，騙取日本政府出兵，康有為在談話中大撒其謊，聲稱自己手下有上萬名上流社會子弟兵，且能得到地方實力派人物如張之洞、陳寶箴等人支持，推翻清廷并非難事。據宗方小太郎日記記載：“康稱：南學會會員約一萬二千名，均為上流士子。前任湘撫陳寶箴為會長，徐仁鑄、黃公度為首領。湖南勢力實在此會。一旦舉事，將引軍直進，略取武昌，沿江東下，攻占南京，然后移軍北上。官軍能戰者僅袁世凱、聶士成、董福祥三軍，合計不過三萬人。義軍倘能進入湖北，當可得到張之洞之響應云云。”康黨在湖南所辦之“南學會”，梁啟超曾自詡為“眾議院”。其規模，據日人平山周戊戌政變后調查，列名之會員人數，總計約1200余人。但該會存在不足四月，開講也只有十余次，且列名會員多是奔陳寶箴(巡撫)、江標(學政)、黃遵憲(按察使)等人之名而來，而陳寶箴對康有為甚是反感。可見康完全是在虛言蠱惑宗方小太郎。當然，宗方小太郎也是久經世面之人，并沒有上康有為的當。

他的報告讀來令人擊節慨嘆

宗方小太郎沒有盲目聽信康有為的鼓動，根本原因在于他對清廷有自己的判斷。而且這個判斷早在數年之前就已經做出。

筆者為了更詳細地了解宗方小太郎其人，曾詳細閱讀了他的部分報告，從這些報告中可以看出，宗方對于中國的了解之深。拋開民族恩怨不談，客觀地講，宗方小太郎對于中國的分析，至今都是發人深省的。

宗方小太郎最著名的兩份報告分別是《中國大勢之傾向》和《對華邇言》，寫于1894年。在這兩份戰略報告中，宗方小太郎對晚清政治社會形勢做了深入的分析。當時清政府正在進行“洋務運動”，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中體西用。在世界上也是聲譽日隆，隱隱有大國崛起之勢，并且海軍勢力迅速增加，還從國外購入大型鐵甲艦，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可宗方小太郎并不看好晚清，其原因有二：一是晚清上下腐敗已達極點;一是全民喪失信仰。

《絕版甲午》的作者雪珥先生曾記錄了宗方小太郎的論述。關于全民腐敗，宗方首先分析清廷的年財政收入。當時清廷每年稅收僅有9074萬兩銀子外加523萬石米。為什么會如此之少呢?據他實際調查，民間的實際稅賦是此表面歲入額之四倍，而且此類“定額以外之收入，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認為，中國歷來賄賂之風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眾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時始設養廉銀，隨官位之尊卑于俸給之外另行支給，擬以此杜絕其收斂之弊。但滔滔之勢，非區區制法所能禁遏。時至今日，“‘養廉’二字實已辜負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勢日見加劇。”

和全民腐敗相伴隨的是國人信仰的喪失。中國原本是個禮儀之邦，但宗方小太郎認為，腐敗的基因遺傳自明末，到晚清之時已經全民喪失信仰，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腐敗已達極點”，雖然有過康乾年間的短暫改革，但并未堅持下去，政府將本應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由此而造成原有的信仰體系孔孟之道變成了科舉的材料、當官的階梯，庸官俗吏獻媚當道，“朝野滔滔，相習成風”。宗方小太郎由此指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晚清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他估計，早則十年，遲則三十年，清朝“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

十六年之后，清政府亡于武昌起義，隨后國家陷入軍閥割據時期。不幸被宗方小太郎全部言中!

特約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