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桐

翁同龢

清末有位位高權重的貴族，他沒有姨太太，家中也沒人抽大煙。雖然是慈禧太后的親戚，卻沒沾著什么好處，靠著自己的才氣和八面玲瓏的社交能力，坐上軍機大臣、內閣協理大臣(相當于副總理)的寶座。他叫葉赫那拉·那桐，滿洲鑲黃旗人。您可能聽說過“為聽戲相國給譚鑫培下跪”的故事，那桐便是那位癡心的戲迷。而在青島的120多名遜清遺老中，那桐應該是最早到來的一位。

家道中落的“官二代”

葉赫那拉，這幾個字是不是很熟悉?是的，慈禧太后的姓氏，那桐便是她的親戚了。有了這層重要關系，那桐的父親在官場混得還不錯，那桐也有了令人羨慕的“官二代”頭銜。可惜這種榮耀并沒有持續多久，咸豐皇帝時期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科場案，那桐的父親被牽涉其中，從此家道中落。

沒有了權勢，“官二代”那桐瞬間變成普通人，但他身上畢竟流著葉赫那拉氏的血液，骨子里要強不服輸，靠每天用樹枝在沙土上練字自學成才。光緒十一年(1885年)順天府鄉試中舉，成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那桐開始了他的官場生涯。據說，因家里實在困難，那桐上朝時要先光腳走到朝堂然后再穿靴子，就連鞋帶也得到姑姑家里去借。進入官場的那桐也沒有得到慈禧太后的特殊幫助，只能從底層的戶部郎曹做起，一做就是10多年。他為什么這么沉得住氣?他一直在等待一個人、一個機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這個機會出現了。朝廷要選銀庫郎中，這可是戶部第一肥缺，朝廷大臣都想把自己人安排過去。翁同龢舉薦了當時還不起眼的那桐。學者王學斌在《那桐：庸臣焉知亡國痛》一文中介紹了事情的經過：“翁同龢當時既是帝師，又是軍機大臣，最為關鍵的在于他還兼任戶部尚書，是那桐的頂頭上司。那平日的工作水平，翁同龢自然盡收眼底。1896年，朝廷擬定銀庫郎中人選，那桐排名第二，本無希望。此時翁同龢力薦那桐，甚至不惜與軍機首輔李鴻藻鬧僵，終于讓那桐獲得銀庫郎中這個肥缺。可見那桐深得翁同龢之青睞。那桐亦對翁同龢終生感激。”翁同龢是那桐的老領導、恩師，當他之后因朝廷爭斗被罷黜遣送回籍時，那桐內心痛苦不已。

幫助自己的人離開了官場，剩下的就要靠那桐自己了。幸運的是，此時的他已經摸到了在清朝做官的門路，那就是找到能依靠的大樹，翁同龢這棵大樹倒了，那就再找下一棵。據王學斌介紹：“清末之官場，官員若能迅速升遷，無非兩個原因：一是出身是否高貴，二是跑官能力是否一流。”在謹慎觀察后，那桐將目標定在了貪財的軍機大臣榮祿身上，為投其所好，每逢榮祿生日那桐都登門送禮。這種方式很快奏效，榮祿不久便把那桐視為親信，重點栽培，不久便將他扶上右侍郎的位置。在榮祿的幫助下，那桐當了禮部右侍郎，為答謝提拔他又“以千金拜榮仲華相國(前戶部)受，四十金拜崇文山尚書(前戶部)受，四十金拜徐蔭軒相國受……”可見，為了升官那桐真是豁出去了。

那桐升官有道

義和團運動期間，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往西安，那桐被任命為留京辦事大臣，隨奕劻、李鴻章參與簽訂《辛丑條約》的談判。1901年因日本使館書記官杉杉彬被殺，那桐以戶部右侍郎的身份，賞加頭品頂戴，出使日本“道歉”。1903年擢為戶部尚書，不久調外務部充會辦大臣，兼領步軍統領(也就是九門提督)，管工巡局事。1905年晉升體仁閣大學1905年晉升體仁閣大學士，1909年諭為軍機大臣。官制改革后，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授那桐為內閣協理大臣;袁世凱內閣成立，又隨奕劻去弼德院，任顧問大臣。

翻看那桐的履歷可以發現，他的官路越走越順，早已成為晚清的貴族。這其中有幾個重要角色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注意：奕劻、李鴻章和袁世凱。這三個性格迥異的重量級人物，在不同階段成為那桐的“大樹”，他是如何在這其中左右逢源的?還是得看王學斌的答案。

奕劻是清末最著名的貪官，但凡略有良知的官僚都唯恐避之不及，那桐卻甘愿與他同流合污。有一次，清政府發行公債票，要求全國大小官吏按家產多少來購買，多買有賞，少買必罰。奕劻和那桐身為重臣，自然明白朝廷的用意，而且這時無數人的眼睛在盯著他們，不買也不行啊。于是二人私下商議，想出了一個規避之策：奕劻賣掉自己的車馬，那桐則直接賣掉了自己的房屋，并且二人在報紙上大肆登廣告，做宣傳，表示自己為了替國家分憂，寧愿變賣家產，以博取世人同情。

至于跟袁世凱成為好朋友那就更有故事可說了。首先得明白一點，是袁世凱主動來討好那桐的。那時那桐還在戶部任職，沒什么名氣，袁世凱卻“慧眼識珠”，一來欣賞那桐的學識，二來是注意到那桐身后的靠山翁同龢，于是專門登門造訪。為了“搞定”那桐，袁世凱每逢節慶便派人送上厚禮，力求用金錢將其喂飽，不過這僅是常規手段。有一次，那桐從日本歸國，袁世凱不惜高接遠迎，按照迎送外國貴賓的方式破格接待。不僅如此，每逢那桐的母親生日，袁世凱就一擲千金，出資將京城有名的戲班子請到那府演出。如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袁宮保送洪奎班戲一天以為祝壽，請客二桌。”

這么多年的“關懷”和付出，那桐自然被袁世凱感動。所以之后，在袁世凱暫時離開朝廷回家休養期間，依然對政局了如指掌，那桐功不可沒。在這期間，那桐還幾次想辦法想讓袁世凱回來。當然，二者并非真正的好朋友，只是在金錢、權勢的誘惑下，暫時結成的政治聯盟罷了。

聞名京城的“那家花園”

時間很快到了1911年，那桐在朝廷任職的第26個年頭。26年來，他經歷了很多也享受了很多，靠著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高官。但隨著辛亥革命爆發，許多省份宣布脫離朝廷“獨立”，北洋軍也提出如果自動退位，皇帝、太后可以留在紫禁城。此時朝廷亂了套，滿清貴族們紛紛逃離。那桐也來了青島，具體故事在后面的文字中會有詳細介紹。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臘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那天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昨日呈進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賞還。風定天晴，氣象甚好。此后遵照臨時大總統袁通告，改書陽歷。”

清帝退位后，那桐便過起了隱居日子，有時在北京的那家花園，有時到天津的別墅。那家花園在北京東城金魚胡同，那桐當官后的第二年(1886年)開建，經過三次大興土木1902年才正式建成，當時以“臺榭富麗，尚有水石之趣”聞名京城。如今老北京人提到這里，仍然感嘆這位“那中堂”的實力。

在之后的幾十年中，那家花園一直是個重要場所。北洋時期是達官顯宦舉辦活動的地方，民國時期則是上層社交的主要場所。1912年孫中山先生來北京時，曾三次到“那家花園”出席歡迎會。第一次是8月29日上午11時，國務總理陸徵祥、內務部長趙秉鈞等開會歡迎孫中山先生;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5時，滿族同進會與蒙古聯合會聚宴歡迎孫中山先生;第三次是9月11日晚間，清皇室設宴歡迎孫中山、黃興，席間，貝子溥倫致詞：“孫黃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業。”只可惜，再輝煌的建筑也抵不過歲月的洗禮，豪華的那家花園慢慢消失了，如今只剩下一幢小樓房，屬于友誼賓館的附屬建筑。

除了北京的那家花園，那桐在天津也有樓房，在這邊住夠了就到那邊住幾天。“一九一二年七月置地六畝七分，官邸建筑立即開工，工期僅用了五個月零八天，轉年一月入住。”那桐日記中這個入住的建筑就是位于天津紅墻道(今新華路)上的那桐舊宅。據說，這棟別墅那桐很上心，設計圖得經他同意，很多事情也是親力親為。這也展現出那桐的眼光確實非同一般，那時天津租界的很多小洋樓都用院墻和鐵門包圍得嚴嚴實實，唯獨那桐來了個開放式的，人們從這里經過時能看到漂亮的庭院和洋氣的小樓。

據天津文化信息網上的介紹：“民國初年那桐在此購買地皮蓋起一大一小兩座樓房，均為德式別墅，原在院內還建有花壇水池。大樓已于1981年拆除，小樓保存完好。”

在北京，已經退隱的那桐也是位有影響力的政壇人物，而在天津，他可以暫時離開這些紛擾，一個人安安靜靜。他在天津時閑暇時間除了跟姻親來往，極少跟外人接觸，聯系最為密切的是慶親王載振。

那桐有八個女兒

在之前介紹政界的權術之道時，我們多次提到，除了金錢和利益，聯姻也是一種重要方式，而有一個兒子八個女兒的那桐更是把這種關系發揮到了極致。那桐給女兒選擇的婆家，都是晚清民初政壇風云人物，比如載振、言菊朋、鐵良、楊儒、袁世凱等。其中與慶親王載振之間的親家關系最為復雜，或許用一句話總結更容易看懂：那桐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孫女嫁給了載振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孫子;同時他的五女兒和三孫女嫁的還是父子，姑侄變成了婆媳。

這種復雜的關系，曾經緊緊地把他們綁在同一根利益鏈條上，而現在，這份親上加親的關系卻讓兩位老人成為晚年彼此的依靠。載振的孫女、那桐的外孫女金婉茹(愛新覺羅·毓宜)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多次講到，“慶親王載振晚年住在重慶道慶王府時，極少出門，家里也很少有賓客，唯一經常與他走動的，就是外祖父那桐。”

在金婉茹眼里，外祖父那桐雖然不是皇族出身，但位高權重絕對可以稱得上是晚清的貴族。只是在他的身上，貴族氣質跟別人還不一樣，比如他沒有找姨太太，家中所有人都不抽大煙，能做到這兩點在當時混亂的社會實屬不易。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距，后人分析，或許是跟家族敗落有關。他從一個“官二代”降到普通人，又從普通人一步步踏入官場榮登高位，這種奇跡不是每個人都能創造出來的。

那么，那桐在青島又發生了哪些精彩故事呢?請您接著往下看。

城市信報記者 宮巖

[編輯：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