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友梁義亭兄于2015年4月9日在曲阜師范大學校友網上發表《“鐵嘴丹心”的程漢邦老校長》一文，極富感情地回憶了老校長程漢邦的為人、為師、為領導的若干歷史片段。其中在談到老校長的“愛才”時舉例說：“一九八七年秋，權錫鑒提出調往青島海大，程校長很了解他的愛徒，知道我和錫鑒是朋友，就讓我去勸留。因為錫鑒的愛人在青島工作，久分兩地生活不便，錫鑒終是赴青意決。那時候，評聘講師的名額還是由省教委下達，各高校不得自擅，名額非常緊。有一天，程校長專門找我說：‘小權是走定了，那就給他評了講師再走唄。人品好，學術也好，在咱這是人才，到了人家那里也是人才呀。咱不能留不住鹿也不讓鹿吃草，不能耽誤人才發展呀。’權錫鑒評了講師進入青島海大，也確實沒有辜負他的恩師雄心慧眼識才愛才的厚望。”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母校力圖挽留的諸多大牌教授和人才中，義亭兄能以我這個“小字輩”為例敘說程校長的“愛才”，足可以說明我與義亭兄的交情。然而，上述這段話所描述的諸多方面卻并非歷史的真實。

1979年秋季，我入學母校政治系時，程漢邦擔任系主任。那一年的“迎新”，程主任在校門口十分熱情地逐個迎接我們新生入學的情景，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當時的心情是急切盼望能聽到系主任講課的，但這個愿望卻一直沒有實現。在我們入學后不久，程漢邦主任被任命為曲阜師院副院長。由政治系出身、先后被任命為副院長的還有張明、徐寶慶兩位老師。當時，程漢邦是第一副院長，協助趙紫生老院長主持學校日常行政工作，其工作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在我們整整四年的大學生活里，沒能聽到過程漢邦副院長的講課，也沒看到過他的文章。同樣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我們畢業前夕，他撥冗參加了我班在學校辦公樓前的畢業合影。本科畢業后，我被留校任教。留校任教的我，仍希望能聽到程漢邦副院長的正式講課或學術報告，但這個愿望一直未能實現。在我留校工作后不久，程漢邦接替趙紫生成為學校行政一把手。隨著學校的更名，“院長”變為“校長”，其日常工作則更為繁忙，“里應外合”的壓力則更大，授課和做學術報告的可能性則更小。在我留校工作的四年時間里，我與程校長之間并沒有近距離的接觸和正面交流，他與我的關系就是一個校領導與一個普通青年教師的關系，這種“關系”也就是在校園里偶爾碰面時彼此點點頭、打個招呼而已。但程校長大約是知道我的，可能因為我在本科時就發表了幾篇論文而在青年教師群體中“小有名氣”;我也是大致了解程校長的，他作為校長給我的總體印象是能言善辯、聰明機智、應變能力很強。1986年秋天(非“一九八七年秋”)，因為我愛人在青島工作，夫妻兩地分居，本人正式向學校人事處提出調離母校，調往山東海洋學院工作。在我申請調動工作的過程中，時任山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的林江先生，因為在《東岳論叢》上看到過我發表的一篇論文而對我產生了“興趣”，他主動與我聯系，要求我到省社科聯工作。1986年底，在濟南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林江先生與程校長會面了，林先生向程校長表達了調我到省社科聯工作的愿望。會后，程校長找到了當時在校人事處工作的梁義亭，讓他向我表達他的意見：想調走，學校同意，但必須到省社科聯工作，這有利于曲師大的事業發展。當時，林江先生的賞識與誠意令我十分感動，程校長的大局觀念我也表示理解，但我的意向是去青島與夫人團聚。好在時任學校人事處處長的李德生先生對我十分體諒與理解，他最終批準了我調往青島工作的請求，1987年5月我離開了母校。在母校八年的學習與工作過程，我與程校長的關系是極為普通和平常的，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校領導而非“恩師”;在他眼里，我肯定是一個不太守規矩的狂傲青年而非“愛徒”。

我尊之為“恩師”、稱我為“愛徒”的是前面提到的張明吾師。張明老師是母校的元老級人物，文革前長期擔任政史系系主任，當時程漢邦、徐寶慶等是他的部下，分別擔任哲學和黨史教研室主任。 “四人幫”被粉碎、改革開放后，張老師擔任曲師宣傳部部長。在這期間，他以巨大的歷史責任感、非凡的理論勇氣和對新時代的滿腔熱情，積極參與“真理標準”大討論，力主撥亂反正，力挺改革開放的新路線，在省內外幾乎不停頓地到處做報告、做演講，在《齊魯學刊》及其前身《破與立》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被公認為山東省理論戰線上的“旗手”;在這期間，他與恢復高考后的七七、七八、七九級青年學子打成一片、密切交流，在校園里，在教室里，在他家里，一大批來自不同專業的學生聚集和環繞在他身邊，常常長時間的高談闊論甚至通宵達旦。張老師的理論見解與精神氣質深深地感染了一代青年人而成為我們的精神領袖和良師益友。在此背景下，乘大勢而上，張老師幾乎是不可阻擋地被提拔為曲師副院長的。我與張老師的實質性交往開始于1982年。這一年我在《江海學刊》上發表了一篇哲學論文，當年曲師最大的哲學權威就是張老師，本科生發表學術論文的沾沾自喜驅使我大膽地登門拜訪他。張老師住在西院一個聯排平房里，房子并不大且室內配套很差，他與多戶人家共用一個戶外公共廁所。我的冒昧造訪沒有讓我感到絲毫的不自在，他的平和與實在很快使我放松開來，自由敞開地與他進行交流。當他看到我發表的論文時，立即表示了認可，說我是個可培育的“苗子”。在我本科畢業前的一段時間里，我經常性地到他家里請教問題，或在室內或在屋外，兩人分別坐個馬扎子，自由平等地聊天、喝茶、抽煙，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間或無語則彼此沉默，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情同家人，親密無間。現在想來，一個大學副校長能與一個普通本科生有如此這般的交往，簡直是不可想象的。在這期間，張老師經常細心地指導我如何讀康德和黑格爾、如何讀馬恩經典，教我怎樣查閱資料、怎樣構思寫文章等等，每當他在校內講課或開講座，總是叫我去旁聽并要求做好筆記。張老師給予我的指導和教誨是難以用“受益匪淺”來形容的。1983年當我再次以本科生的身份在《齊魯學刊》上發表論文時，張老師已經認定我可以做他的學術助手了。畢業前夕，我到他家里道別，告知他系里準備把我分配到聊城地委黨校工作，他聽后立即給政治系黨總支書記劉書章打電話，明確表示把我留校給他當助手。我就這樣被留校了，留在了張老師分管的馬列主義教研室任公共課教師。留校后，根據教學任務需要，讓我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我的興趣是哲學，要我講經濟學課程真有些不情愿，張老師得知后對我進行了批評，他說青年人應該多涉獵一些東西，盡可能開拓知識面，講政治經濟學更有利于搞哲學研究，并要求我下工夫通讀馬克思《資本論》。當時，我的工作是一方面與張老師共同研究哲學問題，共同發表學術論文;另一方面苦讀《資本論》，給中文系、數學系、物理系等多個專業講授政治經濟學，實現了多學科的自我交叉與融合。沒有想到的是，這段教學與研究經歷，奠定了我后期事業發展的基礎，我現在之所以能夠從事工商管理研究并有所進步，基礎理論與學術基本功正是源于這段經歷。大約在1983年底，張明與徐寶慶兩位副校長的行政職務被省委宣布暫時擱置，等待重新安排行政工作。張老師等待的時間較短，徐寶慶老師等待的時間則很長。在那段“等待”的時間里，張老師并沒有消沉，而是熱切地投入到學術研究中。記得他對我說，長時期干行政工作腦子里空空的，思想都枯竭了，正好趁這段時間多看點書補充和豐富一下自己。這期間他十分勤奮，寫出了多篇學術論文，有時出差外地還寫信讓我幫他查閱有關資料。1984年夏天張老師調任聊城師范學院主持行政工作。他調走后，我們保持了經常性的學術書信往來。1986年當張老師得知我要調往山東海洋學院工作時立即表示了反對，他說青島那個地方不適合做學問，山東海洋學院的文科不行，做學問還是留在曲師為好。抱歉的是，我沒有聽進老師的話，后來還是離開了母校。1987年8月，正式被任命為聊城師院院長的張老師到青島開會，我趁機請他到我的陋室吃了一頓飯，他當時依然反對我調離曲師，無奈木已成舟，我敬了他兩杯酒只好作罷。這頓飯，是我與張老師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世俗交流。張老師在聊城師院工作期間，我與他仍有學術交流與學術合作。后來，隨著張老師的離休和我在專業方向上的轉變，我們之間的學術交流減少了，但師生之情并沒有淡化，我經常給他打電話表示問候，有時他也跟我通話了解我的近況。張老師的晚年是在聊城度過的，但我感到他的心、他的情感始終在曲師。母校的有關活動他每請必到。張老師在50多歲時曾說自己能活到120歲，但這個想法未能如愿。他60多歲時，青梅竹馬的老伴在外地突然去世，給張老師以沉重打擊。后來他又找了一個老伴，但好景不長，在一起生活了不久就因病去世，再次給張老師以沉重打擊。兩次打擊致使張老師的身體每況愈下，在晚年的最后歲月里，張老師已經不能跟我進行語言交流了。2013年1月1日，驚悉張老師不幸逝世的噩耗，痛失恩師的我頓時淚流滿面。

上述這段發生并源于曲師的“恩師”與“愛徒”之間的交往佳話，我早想一吐為快，非常感謝梁義亭兄的回憶文章給我提供了這個機會。

在這里應該提到的是，當年與張老師同時被宣布擱置行政職務的徐寶慶副校長是我的大學任課老師。大學一年級時，徐老師作為曲師教務長給我們講授中共黨史課程。他講課的慢條斯理和語言表達的精準到位，贏得了我們全班同學的贊佩和愛戴。他被擱置行政職務后，被學校安排在馬列主義教研室，與我在同一單位工作。如同張老師一樣，中止行政職務的徐老師并沒有消極，他與一般教師一樣，正常地上課，正常地參加學術會議，正常地撰寫學術論文，盡顯大家風范。若干年以后，徐老師被重新啟用，出任母校校長，在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關于梁義亭兄在回憶文章中提到的“評講師”一事，那更是我和那一代青年教師心中的痛。當時的情況并不是“名額非常緊”，而是在文革結束后一個很長的歷史轉型期里，長時間地不給青年教師評職稱。當年許多優秀青年教師已經是成果累累了，但得不到申報職稱的機會。記得有一次我與郭沂(現為韓國首爾大學終身教授)、王鈞林(現為山東師范大學教授)、李新宇(現為南開大學教授)、劉忠世(現為青島大學教授)等幾位青年教師到劉蔚華教授(時任《齊魯學刊》主編、孔子研究所所長，后任山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山東省社科聯主席)家里拜訪為此而抱怨時，劉教授為我們大鳴不平，他說今后你們不要說自己是助教，就說自己是教師吧。其實當時我們連助教的身份也沒有。當然，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不在學校，省屬高校的做法都差不多。我本人是在調離母校之后，于1987年12月在山東海洋學院被“破格”評為講師的。

梁義亭是我的母校師兄和好友。1978年他作為大齡青年入學曲師中文系，在校期間，思想活躍，極富有創意，在文科學生中出類拔萃。本科畢業時，他有過一段不愉快的情感經歷。畢業后回到老家即墨縣任中學語文教師。因為他在大學時代顯露出來的才華，也因為他在曲師校園里找到了人生伴侶，后來被調回母校工作。先在學校職能部門工作官至處長，后在院系擔任黨總支書記職務。在曲師我與義亭兄有著深情厚誼的交往，我調到青島工作后也始終沒有斷了聯系。義亭兄比我大許多歲，今年想必是65歲左右的年齡了。年齡大了，再加上他容易激動，在寫回憶文章時出現一點“記憶模糊”或“張冠李戴”的差錯，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最近，我在北京與郭沂等幾位當年在曲師共同奮斗過的學者聚會時，深情地回憶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曲師度過的那段黃金歲月。那是一段自由探索、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理想奔放的美好時光，它將永遠地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曲阜師范大學青島校友會 權錫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