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位曾主政發達地級市

12月4日，石泰峰被任命為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代理江蘇省人民政府省長職務。值得注意的是，輿論對于石泰峰的關注焦點普遍轉向了其蘇州市委書記的身份。

由于長期以來是江蘇經濟體量最大份額的城市，蘇州有著“中國經濟第六城”之稱(經濟總量僅次于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也因此蘇州出身的黨政“一把手”往往在仕途上都能更進一步，有媒體甚至稱蘇州為“省長搖籃”。

在石泰峰之前，江蘇省原省長、省委書記梁保華曾在1998年6月至2000年12月期間擔任蘇州市委書記;接替梁保華主政蘇州的陳德銘在蘇州干了近兩年，后升任至陜西省省長、商務部部長;2002年5月在蘇州擔任“一把手”的王珉離開江蘇，升任至吉林省省長，后任吉林省委書記、遼寧省委書記。

和石泰峰一樣，新晉福建省代省長于偉國也有主政發達地級市的經歷。

2009年到2013年，于偉國曾擔任過4年廈門市委書記。作為五個經濟特區之一，深處兩岸交流前線的廈門的地位不言而喻。

而于偉國在廈門擔任市委書記時期的搭檔廈門市長劉賜貴在今年2月就被選舉為海南省省長。

在“中央、省、市、縣”的四級行政架構中，省級政府“一把手”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作用。而省長作為最高層級的地方行政“一把手”，往往經歷過基層的“一把手”歷練。

在如今31個省區市的政府“一把手”中，曾經擔任過地級市黨政“一把手”的有17位，這些城市大多集中在蘇州、廈門、寧波等經濟發達城市或南昌、廣州等省會城市。

其中比較典型的天津市長黃興國，他一步步經過浙江象山縣委書記、臺州市委書記、寧波市委書記的歷練，最終調任天津升任天津市長，目前黃興國還代理天津市委書記一職。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中國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中，其政府主席都是長期在本自治區任職、一步步成長起來的干部，其中四個自治區的政府主席有主政地級市“一把手”的經歷，包括西藏的洛桑江村曾任拉薩市長、廣西的陳武曾任南寧市委書記、新疆的雪克來提·扎克爾曾任烏魯木齊市長。

18人曾在中央任職

新一輪人事調整中的另一個看點是，中央已經連續空降多位老將主政地方：在過去15個月里涉及政府“一把手”調整的9個省區市中，其中有5人屬于中央空降干部。

吉林省省長蔣超良此前任中國農業銀行董事長、黨委書記，陳豪從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任上調任云南省長，國家海洋局局長劉賜貴調任海南省長，國家衛計委副主任孫志剛空降代理貴州省省長，曾任國防科工局局長的陳求發先是十八大后空降到湖南任省政協主席，今年5月調任遼寧擔任省長。

這也跟十八大之后涉及政府“一把手”的調整中越來越看重中央工作經歷一脈相承。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吳德貴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十八大以來中央國家機關官員空降地方任職，不僅頻率在加快，人數在增多，力度在加大。”

據本報記者統計，在目前22個省長中，有16位曾有在中央任職經歷，而在4個直轄市市長中，北京市市長王安順有中央任職經歷。在少數民族自治區政府“一把手”中，有一位有中央任職經歷。

實際上，這些“刻有中央干部烙印”的官員大多都有地方從政經驗，比如海南省省長劉賜貴、云南省省長陳豪和貴州省代省長孫志剛的仕途履歷頗為相似，先是在地方任職，然后上調中央，再從中央空降。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認為，這與長期以來中央培養干部的思路是一致的。中央部委的干部，理論水平比較高，對一些專項領域研究得比較透徹，這是長處，短板是缺乏地方全面領導經驗，對中觀駕馭缺乏實戰體驗，亟待補充完善。

1990年，中央頒布了《關于實行黨和國家機關領導干部交流制度的決定》，2006年又頒布了《黨政領導干部交流工作規定》，“干部交流”走向制度化。干部交流包括黨政機關與企事業單位之間、地區之間、上下級之間的交流。

其中新近任命的福建省代省長于偉國和江蘇省代省長石泰峰的成長經歷最為典型，兩人都有在中央任職的 經歷，前者曾于1991到1995年擔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正處級、副廳級秘書，為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丁關根秘書;后者則長期在中央黨校工作。兩人又先后空降地方，1997年，于偉國掛職任廈門市市長助理兩年后選擇留在廈門，先后擔任廈門市副市長、廈門市委秘書長、福建省委組織部部長、廈門市委書記、福建省委副書記等職，一步步成長為福建省代省長;石泰峰于2010年從中央黨校副校長任上空降江蘇任江蘇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最終成為江蘇省政府的“一把手”。

“中央官員有更寬闊的視野，站位也比較高，對主要大政方針把握得比較準確，所以，讓中央機關官員到地方任職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轉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汪玉凱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