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部“石頭記” 半部“書法史”

位于青島北部的平度市大澤山鎮境內的天柱山石刻，以精妙絕倫的魏碑書法揚名天下，成為中國石刻書法藝術的里程碑。如今，天柱山已經不僅僅是一座山，它是中外書法家、書法理論家向往的書法圣地。日前，作為青島市最早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天柱山摩崖石刻《鄭文公上碑》等9通（方）文物，入選全國首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錄，一時引起國內外書法界盛贊。近日，早報記者登上天柱山，在青山綠水之間，“穿越”回到北朝，探索鮮為人知的魏碑書法文化密碼，聆聽1500多年前發生在天柱山那段意味深長的中國書法藝術故事。

摩崖“盛宴”

天柱山古稱高寶山，位于平度市大澤山鎮北隨村北側約1.5公里處，山勢平地拔起，如玉柱擎天，山上奇石遍布，風景優美。在天柱山眾多石刻中，20世紀80年代發現的東漢“中平三年弟子”刻石為漢隸精品，在山東省發現漢代摩崖大字刻石，尚屬首次，故尤為珍貴。除東漢“中平三年”石刻與東魏“姚保顯造石塔記”外，還有“鄭文公碑”“東堪石室銘”“此天柱之山”“上游下息”“天柱山銘”“天柱山頌”等石刻。這些石刻，據傳均為北朝鄭道昭與其子鄭述祖所書鐫。

天柱山因魏碑被稱為中國書法名山，在經歷了1500余年的風風雨雨之后，為后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在書法界，許多人都用“盛宴”來形容天柱山魏碑書法藝術對后世的影響。記者查閱資料，發現關于天柱山摩崖石刻的文章和臨帖繁多，其中鄭道昭的《鄭文公上碑》最為知名，可見魏碑的影響力之大。然而，許多鮮為人知的文化信息卻仍然藏于石頭上的書法之中待人解碼。為何天柱山魏碑石刻讓世人如此驚嘆？時光過去了整整15個世紀，為何石刻書法藝術的內涵和魅力依然絲毫不減？緣于此，記者懷著敬畏之心，開啟了前往平度天柱山摩崖石刻的探秘之旅。

從青島市區出發，一路向北，在高速上行駛兩個小時后，便進入了秀麗的大澤山腹地。在一片蒼翠的山水之間，巍峨挺拔的天柱山矗立在記者眼前。真是“山不在高，有文則名”，眼前的天柱山“一柱擎天”，奇石密布，山中更是別有洞天。登上山頂，游人無暇欣賞秀麗的風光，目光無不被瑰瑋精絕的魏碑石刻書法藝術所吸引。

青島市平度市天柱山文物管理所負責人馬龍騰一路陪著記者游覽天柱山。沒上山之前，他便從地理學角度，形象地闡述了天柱山又被稱為“高寶山”的原因。正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詩句所言，站在天柱山東南方向望去，只見共有3座山矗立于大澤山碧綠的丘壑之中。令人稱奇的是，海拔280米的天柱山兩側各有一山，高度幾乎相等，三座山整體看上去，形狀和甲骨文的“山”字酷似，同時又很像“元寶”，于是，古代民間又將天柱山稱為“高寶山”。

碑刻由來

現在的“天柱山”之名，是1500多年前，北魏光州刺史鄭道昭登山游玩，見其“孤上干云，傍無險峰，因此名之”，并在山陽近頂絕壁上書“此天柱之山”。然而，鄭道昭留下的石刻當時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直到北宋時，被時任萊州知府的著名金石家趙明誠，也就是李清照之夫，來此發現，這才流傳下來。據《平度史話》記載，《鄭文公上碑》位于叢山深處的峭崖之上，鐫成之后有五六百年之久寂然不為人知，北宋末年，趙明誠在《金石錄》里首次予以收錄，但仍未引起書法界的注意。清代中后期，一批杰出的書法藝術家，如包世臣、葉昌熾等，因不滿意流于庸俗的官方倡揚的“館閣體”，力斥當時統治書壇的“帖學”萎靡之風，倡導學習魏碑書法之長，埋沒了千年之久的魏碑珍品《鄭文公上碑》這才引起世人注意。清末以來，《鄭文公上碑》的拓本流傳開來，受到書法家和學者們的重視。

“此天柱之山”5字刻于《鄭文公上碑》所在的陡峭巖壁頂端，極為巧妙。抬頭仰望，只見懸崖壁立；低頭俯視，山下田疇綿延，自然風光、書法石刻渾然一體，和諧統一，“東天一柱”雄姿盡顯。此外，山中有東漢、北魏、北齊及金、元摩崖刻石10余處，形成較大的摩崖刻石群，是我國目前不可多得的書法刻石藝術瑰寶。1988年，天柱山摩崖石刻被國務院列入名單，成為青島市最早的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如今的天柱山腳下，立著一尊鄭道昭雕像，仿佛在向人們講述那段蕩氣回腸的歷史過往。“整個天柱山的摩崖石刻像是一部穿越劇，通過精美的石刻書法講述了一段家族史、民族史、漢化史、多元文化融合史……”馬龍騰深入淺出的講解，為天柱山摩崖石刻平添了幾分神秘色彩，讓記者更加神往，仰望山頂，仿佛能看到北魏工匠們懸空舉斧的身影，聽到了他們鑿擊石壁的回聲。

千年往事

平度市大澤山鎮共有3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分別為天柱山摩崖石刻、岳石文化遺址、大澤山石刻及智藏寺墓塔林。而天柱山摩崖石刻是青島首個“國字號”文物保護單位，近日又成為被錄入國家名刻名碑名錄的首批文物。

根據相關文史研究者統計，天柱山上有東漢刻石1處、北魏鄭道昭刻石4處、北齊鄭述祖刻石2處，其中，以鄭道昭、鄭述祖父子為代表的北朝刻石，連同萊州市的云峰山、大基山和青州市的玲瓏山上的共計40余處刻石，構成了北碑文人書法的重要體系。這個以書法、石刻藝術聞名遐邇的石刻藝術群，是中國書法由隸到楷大變革體現之瑰寶，有“隸楷之極”的美譽，在書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使天柱山青史留名的，正是得益于一代書家——鄭道昭。在中國書法史上，鄭道昭是個響當當的人物，其書法造詣堪與王羲之比肩，人稱“南王北鄭”。

沿天柱山石階而上，很難想象，1500多年前，人們是如何登上陡峭無路的天柱山，又是如何在懸崖峭壁之上刻下這些文字的。

馬龍騰對天柱山摩崖石刻的前世今生可謂了然于胸，對中國摩崖石刻文化，尤其是北魏歷史，更是有著很深的了解和認知。交流中，一些鮮為人知的摩崖石刻幕后的文化密碼，在記者腦海中漸漸清晰起來。

《鄭文公上碑》是鄭道昭為其父鄭羲及家族樹碑立傳之作，因鄭羲的謚號為鄭文公，故此碑的全稱為“魏故中書令秘書監鄭文公之碑”。該碑位于天柱山之陽，鐫刻在一塊高約3.5米、寬約1.5米的天然碑狀巨石上，碑文共20行，每行四五十字，共計881字。此后，鄭道昭又在萊州云峰山鐫刻了與天柱山《鄭文公上碑》內容基本相同，但字數稍多的碑刻，被稱為《鄭文公下碑》。鄭道昭在碑文中極力稱頌其父的文采，對其政績也贊美有加，雖有溢美之嫌，但后世對其書法成就的評價，已經超過碑文本身。碑文布局縱橫有矩，書寫嚴謹規范，結字寬正，筆力雄健，是魏碑書法藝術的代表作之一，其秀美的書法、精湛的鐫刻成為了解北魏文體、書法的重要資料，在中國書法史上獨樹一幟。

仰望《鄭文公上碑》，讓人不由得想起古代那些手工技藝高超的石匠們。他們用雙鉤先劃刻出字跡，再下刀雕刻，以精湛的技藝最大限度地還原原作，力求分毫不差。

觀摩完鄭文公碑，繼續往上攀爬，在秋千口處可看到著名的《上游下息》刻石，碑面刻有“滎陽鄭道昭上游天柱下息云峰”，字雖不多，但筆法鏗鏘有力、勢如破竹，歷經1500多年的滄桑，字跡依舊清晰，恍若昨天剛鐫刻完成的作品。

技藝精絕

“天柱山上，隨便抓一把山風，都能攥出墨香。”一位著名學者登臨天柱山后，曾經發出這樣的感慨。這就是天柱山摩崖石刻的魅力，也是中國書法和中國文化的魅力。

見字如面，天柱山上的摩崖石刻在千年時光中架起了時空隧道，讓經典文化流傳至今。

馬龍騰曾無數次登臨天柱山，無數次遙想過摩崖石刻的現場。他對記者感慨道，在沒有大型機械的古代，想完成這樣的工程，不僅需要精湛的技藝，更需要智慧。為此，他翻閱與石刻相關的史書資料，對這門技藝進行了深入了解。

古代石匠們鑿字先要有樣板，比如紙上之字，利用定點技術將字完美放大并刻于石上。在懸崖峭壁上刻字，方法是一樣的，只是更為費力復雜一些。古人在懸崖刻字時，通常會將樣板用鐵鏈繩索串聯起來，將其在崖壁上固定好，再將石匠放下去定點卡尺寸。刻字時，石匠們必須懸吊在半空，非常耗費人力。像天柱山這樣的摩崖石刻，雕刻過程肯定很漫長，而且不是僅靠一兩名石匠就能完成的。

鄭道昭書寫的魏碑體突出體現了我國書法由隸書到楷書的轉變，受到古今書法家的推崇。他在平度天柱山所立的魏碑石刻素有“孤峰秀峙，高冠霄星”之譽，與萊州云峰山、青州玲瓏山北魏刻石并稱“魏碑三奇”，不僅在大澤山系石刻藝術群中獨領風騷，也是中國書法史上一顆耀眼明珠。

順著新修的登山道路大約攀登40多分鐘，便來到了天柱山頂。在山峰的東北側，有一個天然形成的高大寬敞的石洞，被稱為“石室”，西壁鐫有鄭道昭撰寫的《天柱山東堪石室銘》。此銘共有10行115字，內容婉麗靈動，把天柱山和石室描寫得絢麗多彩、令人神往。站在山峰之上，馬龍騰禁不住大聲誦讀起鄭道昭這首描寫天柱山自然風光的詩句。這是平度歷史上最早一首描繪天柱山的古詩。

《東堪石室銘》主要描寫了天柱山雄奇的自然風光，且摹刻精到，全篇文字瀟灑飄逸、文采飛揚，堪稱書法與刻石藝術相結合的精品。全篇刻石章法布局平實自然，古拙典雅，既具有江南地區瀟灑蘊藉的格調，又具有北方地區粗獷樸拙的趣味。其嚴謹而有法度的氣勢，淋漓盡致地彰顯出書寫家精湛的筆墨功夫。在鄭道昭諸多撰刻中，此石刻可謂獨樹一幟。《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一書曾評道：“碑書遒研，絕類華陽真逸《瘞鶴銘》，魏碑書勢，無逾此者。”

文化密碼

研究歷史文化十分有趣，其魅力就在于探索中發現文化“密碼”。馬龍騰守護天柱山已有20年，對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從哪個角度看天柱山是什么形狀、什么天氣看天柱山是什么顏色，他都能說出個一二。他對天柱山摩崖石刻的專注和情懷，實在令人佩服。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大動蕩、大變化的時代，朝代更迭，南北民族交融。由于南北地域性的差異，形成了所謂的“南帖北碑”，北方書法家長于碑榜、志銘，風格莊重樸茂，豪邁渾穆；南方書法家書體流便婉麗、瀟灑飄逸。書體在這個時期逐漸由漢隸向楷書演變，“魏碑體”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可謂我國書法藝術的里程碑。

“反復觀看鄭道昭的碑刻，再研究他的家族故事，發現不少作品是率性而作……”馬龍騰對鄭道昭家族史的研究也頗為透徹。永平三年（公元510年），鄭道昭出任光州（治所掖縣，今萊州）刺史、平東將軍，后又任青州刺史。受當時道家思想的影響，鄭道昭寄情于山水，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題寫了不少碑刻。鄭道昭的父親鄭羲為北魏的中書博士，鄭道昭11歲時以博士之子的身份入中書學，26歲娶北魏名臣李沖之女。鄭道昭好詩賦，隨孝文帝南征期間，君臣在懸瓠聯句作歌，一時被傳為佳話。鄭道昭為官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口碑良好，后世流傳有稱贊鄭道昭體恤民情的歌謠。

根據史料記載，鄭道昭是滎陽開封（今屬河南）人。他老家在開封，卻在平度天柱山上刻石立碑為父親頌德，背后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歷史故事。當時，鄭道昭任光州刺史。據山東歷史地名志記載，光州這個名稱在膠東歷史上存在了大概一百多年的時間，在此期間有多任光州刺史，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鄭道昭。

任光州刺史期間，鄭道昭留下了不少石刻碑文，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天柱山和云峰山上的《鄭文公碑》。據稱，有一次，他看到一座新立的石碑字跡甚美，原本就是大書法家的鄭道昭被吸引，細看起碑文來。隨后，他想起自己的父親去世后還未立碑，便為父親撰寫了碑文，內容自然多有溢美之詞。他在天柱山尋得一處絕好的山崖刻碑后，又在云峰山上將碑文重書重刻了一遍。

“鄭道昭除了喜愛書法詩賦，還喜歡修身養性、煉氣化丹，為此還立碑志之，留下了傳世作品。當然鄭道昭最著名的作品是《鄭文公碑》，為其父鄭羲所書刻之碑，鄭羲的生平事跡和著述足可見鄭道昭的孝心。鄭道昭雖然書法造詣精深，在史書中卻并沒有關于他擅長書法的太多記載，但《鄭文公上碑》的存在讓天柱山成了書法界的圣地，足以證明鄭道昭的書法成就。以天柱山摩崖石刻為例，他的書法繼承了篆的圓潤和隸的舒展，吸收了造像記的挺拔強勁和寫經本的壯茂凝練……”馬龍騰對鄭道昭有著與眾不同的理解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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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山成為“書法圣地”

鄭道昭雖然被稱為“北方書圣”，可是在史書中并沒有他擅長書法的記載，他是怎樣贏得后人認可的呢？這跟清代碑學興起后，眾多書法家學習研究《鄭文公碑》有著直接的關系。后世有不少書法界人士專門研究鄭道昭，通過他的石刻書法解讀書法藝術和人文精神。《鄭文公碑》名為碑，實際上是摩崖石刻，就是在山崖上找一塊平整的石面或削平一塊石面，在上面書寫鐫刻文字。摩崖石刻的制作難度比石碑大，且長年風吹雨淋日曬，不易保存。

1988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中，平度的天柱山摩崖石刻《鄭文公上碑》成為青島轄區內唯一一個上榜者。清代中后期，一批杰出書法藝術家，如阮元、包世臣、葉昌熾、康有為等，因不滿流于庸俗的“館閣體”和帖學書風，大力倡導粗獷雄渾、豪逸疏宕的魏碑書法，提倡北碑，康有為將《鄭文公四十二種》列為妙品上。劉海粟認為：“不識云峰、天柱佳作之渾逸朗潤者，不可以與之論書。”天柱山魏碑作為中國北魏時期重要書法刻石，其文化學術價值不同凡響。

1984年，著名藝術大師劉海粟先生在89歲高齡時，親自拄杖登天柱山觀賞《鄭文公上碑》，并欣然題寫了“瑰瑋博大，絕壁生輝”8個大字。從此，天柱山成了書界圣地。包世臣評價道：“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康有為評價道：“刻石如阿房宮，樓閣錦密，體高氣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象無盡。”并贊其“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躍，點畫峻厚，意態奇逸，精神飛動，興趣酣足，骨法洞達，結構天成，血肉豐滿”。可以說，氣象萬千的魏碑藝術極大地撫慰了晚年康有為的精神世界。

本版撰稿攝影 觀海新聞/青島早報記者 康曉歡 通訊員 李彩彩

[來源：青島早報 編輯：戴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