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東四環邊上一座高級公寓的15層，一間三室一廳的普通住宅被改造成小公司：前臺、辦公區、總監辦公室、錄音棚……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里就是華數唱片公司的所在地，而房子最里面那間十余平米的迷你錄音棚正是神曲——《我的滑板鞋》誕生的地方。成立于2011年的華數唱片，主營演藝經紀、音樂版權，旗下歌手多是選秀比賽的地區20強，知名度平平，龐麥郎算是其中最出名的歌手。

“這輩子不做什么都行，但不做音樂不行!”一年半前，正是龐明濤(藝名龐麥郎)的這句掏心窩子的話打動了華數唱片運營總監嘉霖，“他為了音樂可以睡網吧、睡大街，對音樂特別執著。”然而，一年半后，人們卻從《人物》雜志一篇題為《驚惶龐麥郎》的文章中看到了一個脾氣古怪，忘恩負義的龐麥郎。這一年半來，到底發生了什么，讓龐麥郎好像變了個人?這個唱歌沒調的陜西農民又是如何一夜爆紅的?到底有沒有人對他進行過精準地定位及包裝?

1月16日，騰訊娛樂記者踏入歌手龐麥郎所屬的華數唱片公司辦公室。也正是這一天，龐麥郎百度指數上漲了284%，相關微博達到了152萬條，蝦米網龐麥郎主頁上新增了7頁網友評論。

一年半前：他說不做啥都行，不做音樂不行

嘉霖清楚地記得初見龐明濤的那個下午，“他穿得很普通，身上味兒挺大，經濟狀況也不是很好。”那是2013年9月，龐明濤在網上看到華數公司發布的小型選拔活動，一路尋摸到了公司。嘉霖所說的“經濟情況不好”，指的是龐明濤包里還裝著褥子。面對疑問，龐明濤解釋說住賓館太貴了，有時候就在網吧或者大街上睡。正是對音樂的熱愛，讓這個看似落魄的少年有了特殊的色彩。

盡管顯得緊張羞澀，龐明濤還是向嘉霖講述了自己花了多年積蓄做《摩的大飚客》的故事。“他的歌詞很勵志，能看出他對音樂的熱情。”嘉霖評價說，“看他這個樣子，當時我們心里也想幫他。”和嘉霖一樣，音樂制作人阿華也被龐明濤的執著所打動，“雖然他把歌唱成那樣，但還是堅持唱歌，還是很熱愛音樂。”

龐麥郎“出道”前就創作了一些作品龐明濤在辦公室里清唱了三首歌——《我的滑板鞋》、《摩的大飚客》、《西班牙的?！?，“不能說是唱，是念歌詞。”嘉霖說。然而，當龐明濤“念”到《摩的大飚客》 時，一旁的阿華大吃一驚，這首歌不就是音頻應用論壇上風靡一時的《打吊針》么?在當時，為《打吊針》混音成為制作人們比拼實力的必備項目，演唱這首歌的 “奇葩歌手”也成為了熱議對象。而此刻，傳說中的歌手竟然就站在他的面前。

龐明濤的出現，讓華數唱片上下所有員工覺得找到了一個寶礦。經紀人李希看中了龐麥郎身上極大的話題性，認為這樣的“神曲”一定能火;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員工F則告訴記者，“能遇見龐麥郎這樣的歌手，在我的職業生涯里恐怕不會有第二次”。“當時他也沒說什么要國際化、高大上，這些都是他后來自己對媒體說的。”嘉霖回憶道。

這次，龐明濤沒有再吃閉門羹。

一年包裝：龐明濤成為了約瑟翰·龐麥郎

在初次見面后不久，華數就與龐明濤簽訂了《我的滑板鞋》這首歌的唱片約，華數公司負責這首歌的制作及推廣。《我的滑板鞋》被冠以了“神曲”的標簽，為了契合龐明濤“草根歌手”的身份，公司還幫他從一堆藝名中敲定了一個“最洗腦、最上口”的——約瑟翰·龐麥郎。F告訴記者，龐麥郎曾拿出6000元積蓄交給華數唱片用于制作歌曲。不過華數卻否認了這一說法，稱公司沒讓龐花一分錢。

11月底，阿華和其他音樂制作人員一起，完成了《我的滑板鞋》的修改，還為這首歌重新譜寫了前奏及伴奏，“可以說這首歌我們改動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但為了符合龐麥郎本身的氣質，我們沒有按照正常的編曲思路做，不然龐麥郎就不是龐麥郎了。”阿華說道。

龐麥郎錄制“滑板鞋”的地方改動完成之后，龐麥郎回家進行了將近三個月的練習。2014年2月26日，龐麥郎第一次走進錄音棚正式錄歌，但直到3月18日才完成最終的版本。華數唱片動用了包括編曲、錄音和樂手在內將近七八個人，每三天錄一次，但始終成效不佳。“編曲老師很崩潰，一句一句示范給他聽。”最終，華數唱片從大量錄音片段中挑出最好的部分進行拼湊，才得以完成錄制，“現在網上這首歌等于是用軟件制作出來的。”

在歌曲制作完成后，2014年5月，華數唱片的宣傳團隊開始對《我的滑板鞋》進行緊鑼密鼓地宣傳。5月13日， 《我的滑板鞋》在蝦米音樂網上線，并得到了官方微博推薦以及專訪的機會。公司安排龐麥郎以獨立音樂人的身份出現，最終從多個有“獨立音樂人”版塊的網站中選擇了蝦米，理由是“他們的受眾和這首歌的定位很符合”。

按照《驚惶龐麥郎》一文的采訪，《我的滑板鞋》投入超過百萬，“公司用了6名企宣，24小時三班倒”，啟用了大量業內資源。員工阿華坦言，“按照市場均價，制作這樣一首‘神曲’需要花費三到五萬元，但他們采用的人力物力都是公司自己的，所以這個價格無法估算。”然而，這一說法并未得到員工F的印證，“究竟有沒有六個人，這個不好說……”F回憶道，“那時候我每天一早來到辦公室，加班到兩三點，而且完全是利用自己的業內資源，沒有付任何費用。因為我跟他們說，之后我的一些宣傳稿里也會帶上他們的微博截圖，后來曲婉婷和任泉也轉發了，這完全是意外。”

任泉微博轉發龐麥郎歌曲但可以確定的是，華數唱片看到了龐麥郎身上潛在的巨大商業價值。“六月開始，我們就從蝦米后臺的數據看到，點擊率和下載量都在瘋漲。”7月初，龐麥郎來到北京，與華數簽訂了長達五年的“專屬藝人”合同。合同規定，公司會幫龐麥郎一年推出八首新歌，而龐麥郎的演出等商業活動全部由公司授權代理，公司和龐麥郎的分成比例為“二八分”。

當時約龐麥郎說沒有來北京的路費，華數員工阿華立馬給他打了500元錢，除了旅費，華數的工作人員還在公司附近給他訂下一間快捷酒店，并塞給他一些現金解決吃飯問題。

“當時龐麥郎沒有提出異議，我相信他簽協議的時候，已經看清楚了。”嘉霖說道。

一夜生變：他“想出去轉轉，散散心”

2014年7月底，龐麥郎徹底火了，火的程度甚至超出了公司所有人的預期，“那時候，只要隨便一個龐麥郎的(宣傳)稿都能火，特別好推。”F說道。網上形勢一片大好，各路演出商也紛至沓來，于是嘉霖一口氣為龐麥郎接了30場商演，每場價格在三、四萬元。

可就在這時，如日中天的龐麥郎卻突然不告而別了，這時距離他來到北京，還不足一個月。

給龐麥郎在快捷酒店開完房后，嘉霖每隔兩三天就去看他一次。但是7月底的某天，當他像往常一樣推開房門時，卻發現房間已經空空如也，再問酒店前臺，工作人員告訴他，龐麥郎已經退房了。“當時我心里就慌了，因為當時已經和他說好第二天要接受一家媒體的采訪。”嘉霖說。

后來，心急如焚的嘉霖撥通了龐麥郎的電話，對方告訴他，“想出去轉轉，散散心，業務可以通過網絡聯系，但如果采訪，得要錢。”龐麥郎的出走和態度上的轉變，讓嘉霖感到措手不及。其實早在之前，他就曾察覺出龐麥郎有點“不對勁”，“有一次，一個演出商找他，說要給他多少多少錢，他接電話的時候，就故意躲著我。”

此前與龐麥郎私交不錯的F則明顯感覺到龐麥郎的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他來北京后，我請他吃過兩次飯，他都挺正常的，跟我也比較聊得來，但自從他去了上海之后，我再給他打電話，他就開始‘耍大牌’了。當時我幫他談了一個唱吧的合作，其實我態度很客氣，可他卻反問我，‘你就是這樣跟我溝通的么’，他想要對方電話，把我們跳開直接和對方聯系，但這不符合規矩啊!”F坦言，“自始至終，他都不承認是被我們捧紅的。”

而在分析龐麥郎為何出走時，嘉霖說：“不排除一些人找他，有一些人惡意教唆，他后來指出我們公司的名稱有問題，這些都是他自己想不到的。”

長久拉鋸：龐麥郎被人“帶壞”了?

阿華所說的這個把龐麥郎“帶壞”的人，就是上海墨潤風華文化公司的李達?！段业幕逍稭V一共有三個版本，除去蝦米拍的兩支，還有一支就是上海的墨潤風華給拍的。“后來龐麥郎說有人坑了他，肯定就是這個人。”阿華懷疑，龐麥郎之所以從北京“出走”到上海，就是為了找李達。

《我的滑板鞋》有好幾個版本的MV李達，與龐麥郎自稱的一樣，是1990年出生，畢業未滿兩年的他正在創業階段。他注冊公司，成立影像工作室，業務范疇包括拍攝寫真及微電影，制作MV也公司的業務之一。一次偶然的機會，李達聽說自己的朋友正在給龐麥郎制作歌曲。作為龐麥郎的粉絲，李達很是興奮，興沖沖地來到朋友的錄音棚，主動提出給龐麥郎制作《我的滑板鞋》MV，在經過了20多天的等待后，龐麥郎答應了李達的請求。

“當時我的想法是，能幫助一個草根是多幸福一件事啊。”李達回憶道，但他也不否認，“我自己也在創業，這是一個很利好的消息。”

與此同時，盡管龐麥郎已經成為現象級明星，但華數唱片并沒有從他的身上獲利多少。華數唱片員工阿華表示，到目前為止，彩鈴業務“只賺了幾千塊錢，而且還沒有結算”。與蝦米合作拍MV，華數給的也是免費授權。嘉霖坦言，華數的主要盈利點還是靠演出，“可當我們剛跟他談好演出時，他卻跑到了上海，由此造成公司對演出方違約，我們已經賠給演出公司幾十萬了。他可能認為我們掙了很多錢，但是我們確實沒有，反倒賠了。”嘉霖的說法，也得到了F的認證。

就這樣，龐麥郎、華數、演出商三方面打起了“羅圈架”，“這件事(龐麥郎出走)，真把我們給傷了，他毫無感恩的心，只是單純認為公司在榨取他。”嘉霖無奈地告訴記者。

李達則說，龐麥郎是帶著對華數的“深惡痛絕”從北京“逃”到了上海，“他覺得自己被欺騙了，被利用了，當他無力抗爭這一切的時候，只有去逃避，你說，如果我們換位到龐麥郎的位置，這種情況下會怎么辦?”

作為一個法政新聞系畢業的大學生，李達敏銳地找到了龐麥郎合約中不合理的部分。“華數這份合同是二八的分成，其實蠻霸道的，華數肯定是可以通過MV和音樂彩鈴的版權來盈利，但龐自始至終沒有從華數拿到一分錢。”在李達看來，龐麥郎只要簽署這份合同，個人權益甚至正常人的權利都受到了損失，而違約金竟高達八百萬元。照這樣看來，龐麥郎當時拿到的是一份“賣身契”，可他為什么還要簽字?李達說：“龐麥郎是在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簽字的，他肯定是無知，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而且他的判斷，不能用我們的(正常)思路來理解。”

終究決裂：媒體關注將龐麥郎推向無人之境

龐麥郎的朋友似乎只剩下了李達。

龐麥郎先后接受兩家媒體采訪“大家把他解讀為了堂吉訶德，但是我可以把他描述成文森特·梵高。”憑借對龐麥郎的崇拜與熱情，李達很快取得了他的信任。因此當有媒體朋友找到李達，拜托他幫忙聯系采訪龐麥郎時，龐并沒有拒絕。去年11月份，李達先后陪同《南都周刊》和《人物》兩家媒體，一同參與了采訪。但也是這兩次媒體采訪，讓龐麥郎與李達的關系達到了冰點。

12月初《南都周刊》的報道《龐麥郎的逆襲》刊出后，文中戲謔的語調令龐麥郎很是氣憤，他立刻給李達打了電話，告訴他“以后這樣的人，不要再接近我了”，還怪罪李達不應該對記者說關于他的事。“但那時，龐麥郎還是對我很信任，仍愿意給我打電話。”

時間推進到今年1月，《人物》雜志題為《驚惶龐麥郎》的報道卻引來軒然大波。這篇文章揭秘了龐麥郎的生活——改小年齡、更改戶籍，以及諸如不會開熱水器、不會用手機連無線網、只會在網吧玩連連看等與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生活習慣，還暗示龐麥郎脾氣古怪，不但要求女記者陪聊，還摔了對方的電腦。于是，繼“滑板鞋”這首奇葩歌曲后，龐麥郎這個“奇葩的人”又火了一次。

“這篇文章被刷屏的那天，龐麥郎給我打了三個電話，但是我不忍心接，因為孫炯(《南都周刊》記者)當時寫那篇稿子我就覺得不太厚道，龐麥郎每次說，‘這句話你不要報道出來’，結果他都給寫出來了。他之前沒有接觸過這樣的生活，在面對媒體的時候，他是招架不住的，因此我心里是有歉意的。”

龐麥郎不滿《人物》對他的報道1月15日，龐麥郎本人在和蝦米音樂工作人員溝通時，回應稱這篇報道胡編亂造，“實在是離譜，是在造謠”。但李達卻證實，《人物》記者鯨書確實花了兩天時間采訪龐麥郎，期間他還陪同他們一同去了KTV。“我理解鯨書，因為鯨書是小姑娘，她很煩龐麥郎，龐麥郎真的讓她崩潰了。”其實采訪過龐麥郎的記者，對他的印象都不太好，《南都周刊》記者孫炯說，龐麥郎的“思維比較非常，每個問題要想比較久來編答案，前后也矛盾，很不坦誠”，并且在采訪前兩次爽約。

《人物》報道刊出后，李達自認為又一次“害了龐麥郎，打擾了他原本應有的平靜生活”。他曾經給龐麥郎發過一條長長的道歉信息，但始終沒有得到回復。

同時，另一些關于龐麥郎的負面消息在網絡上流傳開來。某視頻網站編輯L告訴記者，龐麥郎的企宣曾找過他，希望發放關于龐麥郎“偏負面的消息”。而在一個業內知名的工作聯絡群上，一個自稱龐麥郎宣傳的人不斷發出對他不利的消息，這一情況讓同樣身為企宣的小D感到不可思議：“這哥們像開了外掛一樣猛黑自己家的藝人。”記者就此向華數唱片核實，華數方面則給出了否認：“誰黑龐麥郎都不可能是我們黑。”

一切走向了失控，龐麥郎消失了。

無論是華數唱片還是龐麥郎曾經的好友李達，再未聯系上龐麥郎本人。

李達輾轉打聽到，龐麥郎依然在四處尋找幫他做歌的人，他沒有放棄寫歌，也沒有放棄做夢。

就龐麥郎違約事件，華數唱片已經向法院提出訴訟，法院也對該案進行了受理。

1月20日，在得知龐麥郎有可能現身某公司年會的消息后，經紀人李希告知記者“如果出現，肯定不是我們安排的”，并再三向記者叮囑，“如果你在現場見到了他，一定要告訴我。”

而一直到年會最后一首歌，龐麥郎始終沒有出現。

嘲笑背后：被人忽視的音樂才華

在這個一夜爆紅的故事中，很少有人再去討論龐麥郎的音樂。

在知乎上，關于如何評價《我的滑板鞋》有118個答案，得票率最高的三個答案中，有兩個都提到了“共鳴”。

導演賈樟柯也找到了共鳴，“《我的滑板鞋》把我聽哭了。‘時間，時間，會給我答案’，多準確的孤獨啊。”他愛屋及烏，繼而為這首歌的作者不平：不要嘲笑別人的故鄉，不要嘲笑別人的口音，也不要嘲笑別人的頭皮屑。這些，你也擁有。

中央音樂學院鄧世擇老師覺得“滑板鞋”的歌詞行文非常自由，這首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評價都很粗糙的歌，很有趣。

是的，粗糙。演唱從頭到尾的節拍錯位——并非某一兩個字或者某一兩句錯位，而是整首歌的拍子在節奏點附近有著正負300毫秒范圍內的隨機錯位。

但同時，有趣。在資深娛評人狠狠紅看來，《我的滑板鞋》妙在其四線鄉鎮生活體驗和濃重西南口音，與歌中少年滿滿自信之間形成的反差。他的另外一首歌《摩的大飆客》也讓狠狠紅感覺奇妙，那首歌描述的是一個少年在高速公路上和一個“公婆”飆車——車的種類是摩的。少年最后吃了虧，只好去找白衣天使打吊針，他唱“卑鄙卑鄙卑鄙卑卑卑卑卑卑……”。你有過這樣的體驗嗎?這種體驗不讓你覺得全然陌生，又妙趣橫生嗎?

“龐麥郎所有的歌，都是一種沒有他者的旁若無人，沒有經過任何思量、比較、算計而寫出來的歌。這是一種極為陌生的情緒體驗，讓人不適應，讓人想適應，讓人想理解，讓人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