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上文說過，張若獬嗣子張應建遷至膠縣大臺村居住，張應建便成為大臺張姓始遷祖 。張家逐漸成為當地聞名的大地主，家大業大，有錢有勢。

張宗可(即康生)便是張應建的后裔 ，為曹汶張氏之二十四世孫。接下來，我們就說說康生和他兒子張子石的故事。

康生的家世

1898年冬，膠縣大臺村張發祥的第四個兒子出生了，取名張旺，寓意人丁興旺。這個張旺就是后來的陰謀家康生。

據《膠州百家姓》記載，康生的曾祖父張鴻儀，是個貢生。祖父有兄弟兩人，兄叫張葆先，弟叫張葆元 ，即康生的祖父。康生的父輩，兄弟三人。老大叫張呈祥，是個廩生，堂號“北樹德堂”，他是康生的伯父;老二張發祥，秀才出身，堂號“南樹德堂”，他是康生的父親 ;老三張其祥，堂號“寶善堂”，他是康生的叔父。

張家原有六七千畝地，除少量留下種菜外，其余都租給佃戶，每年收地租幾十萬斤，這在清末民初的膠州是首屈一指的富戶。到了康生父親張發祥這代，一家分為幾股。張發祥家仍然有近2000畝地，房屋幾十間。

張旺從小聰明伶俐，卻是個被家人慣壞的孩子。我們通過《康生外傳》一書，看看他小時候是怎么過的吧：轉眼四少爺張旺就八歲了，他像一匹野馬似的，只知道貪玩。張發祥為了管住張旺，特意請來一位私塾先生教他《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課程，讓他學點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類，一直念到了13歲。辛亥革命爆發后 ，膠縣縣城辦起了“洋學堂”，一些開明士紳，紛紛把子女送去讀書，學點新知識。張發祥卻不屑一顧地說：“我孩子不學那些洋玩意兒，那是離經叛道，違背老祖宗的東西。”就這樣，張發祥在張旺念完私塾后，寧肯讓他閑散在家，也不愿送他去洋學堂。不僅如此，別人都剪了辮子換上新式服裝，張旺卻仍然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疙瘩帽，后腦勺上還拖著一根又長又大的辮子。手里拉著板胡，嘴里吹著微子，同拜把子兄弟，喝酒、賭傅，吹拉彈唱，甚而打架斗毆，鬧得雞犬不寧，四鄰不安。

無奈，張發祥決定把張旺關起來，好好管教管教。可此時的張旺不僅腦子靈，點子多，還有一群為他通風報信、出謀劃策的把兄弟。單靠關起來，是無法讓他收斂野性的。最后，在把兄弟陳舜庭的幫助下，張旺跟父親達成協議，放他出去，繼續讀書。

全家搬到諸城

1914年，張旺改名張宗可，去了青島禮賢中學(青島九中前身)讀書。禮賢中學是1900年由德國牧師衛禮賢創辦的，起初叫禮賢書院，后來改稱禮賢中學。在這個學堂，張宗可的感觸如何呢?仲侃在《康生評傳》中這樣說：“張宗可進校后 ，入的是德語班。他在這里學了德語，接受了德國人的訓練。他通過禮賢中學的栽培，野性有所收斂。他在談到自己在禮賢中學的情況時，津津樂道地說：‘我在青島曾結識過宣統皇帝的老師陸潤庠、山東狀元王壽彭、曹鴻勛等清末民初的遺老遺少’。其實，這些人未必認識張宗可，但是從他興致勃勃的回憶來看，他當時對這些人確實寄于了無限的崇拜和敬仰。”

經過禮賢中學的培養，張宗可確實學到了在私塾里學不到的東西。這里除了孔孟之道以外，還有奴化之道，這正是禮賢中學要學生們日浸月染的。這一點，盡管張宗可從不向人宣揚，可是，他的處世做人之道，確實混雜著中西奸詐之術，這不能不說是他在禮賢中學的一大收獲。

1917年夏，19歲的紈绔子弟張宗可，從禮賢中學畢業了。他本想找一份自己想要的工作，可是政界、軍界都進不去。無奈，只好打道回府了。不久，張宗可遇到了一件使他喪魂失魄的事，讓他第二次改名。還是看看《康生外傳》中的介紹吧：

“一個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的夜晚，幾個土匪突然翻墻跳進張家。‘都給我滾起來!’持槍土匪雙目瞪得溜圓，殺氣騰騰地吼叫著。頓時，張家老少慌作一團。張宗可的哥哥，見勢不妙，撒腿便向外跑，只聽‘叭’的一聲槍響，人應聲倒在血泊里，當場被打死。土匪翻箱倒柜，把張家折騰得底朝天。全家人嚇得魂飛天外，惶惶不可終日，一天也不能待下去了!張宗可對父親說：‘快搬家吧!’”

隨后，張家搬到了諸城縣城。張家又成為諸城的名門望族，與臧、王、孟家并稱為“四大家族”。

到了諸城，張宗可即改名為張裕先。1918年，張裕先進了諸城教師講習所學習，畢業后來到諸城縣立高等小學教書，后來當校長。1924年7月，張裕先離開諸城，到上海大學讀書，又改名張耘。1925年初，張耘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這個在膠州長大，從諸城走出的，后來又改名康生的張耘，開始了他的政治投機和人生的顯赫。

三次政治投機

政界中的康生，無人不知。《學習時報》2016年7月25日第6版《政治變色龍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機》一文提到：“在中共歷史上，康生是一個特殊人物。從20世紀20年代末至‘文革’期間的歷次政治糾紛和政治運動中，他幾乎沒有受到什么沖擊，反而步步高升，從江蘇省一個區的區委書記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政治逆襲之術，概由于他工于心計，善于見風轉向，是名副其實的政治‘變色龍’。康生的發跡，與他的三次政治投機密不可分。”作者易虹在文中說，康生的第一次政治投機是追隨李立三，第二次政治投機是投靠王明，第三次政治投機就是不遺余力地制造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

1966年“文革”爆發后 ，康生格外興奮，感到如魚得水。所謂“揪叛徒”之風，可以說是康生一手制造的。人民出版社原社長曾彥修曾長期與康生打交道，他在《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中說：“康生愛整人，他開了一堆名單，把這些人害得很慘。康生是個兩面派，他雖然兇惡，但內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打擊一切的姿態，才能上升。康生沒有書呆子味道，他知識廣博，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他幾乎無所不通，尤其是中國戲曲史。書法、篆刻，他全通。他字寫得好，章刻得好，畫也畫得好，但一輩子深藏不露，絕不表現。”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現，使他獲得了更大的權力，政治地位步步高升。1966年8月，康生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4月，康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康生首次當選為中央副主席，達到政治生涯的頂峰。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于北京。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黨公布了康生的罪行，決定開除其黨籍。康生骨灰從八寶山公墓遷出，此后去向不明。

康生的兒子張子石

從禮賢中學畢業后，康生回過青島嗎?在現存資料中查不到任何記載，但有件事確實跟他脫不了干系，這就是“文革”中影響全國的“青島事件”。丁龍嘉在《文革中影響全國的“青島事件”》一文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

“文革”初期，在張春橋、姚文元同上海造反派策劃奪權之時，中央文革小組通過電話要求王效禹領導奪青島市的黨政大權。王效禹是青島市副市長，康生當年在山東搞土改時，王效禹是他手下的土改隊員。

在策劃奪權的過程中，王效禹與三大院校部分造反師生產生了分歧。王效禹主張以工人造反組織為主聯合學生造反組織奪權，后者主張以學生造反組織為主聯合工人造反組織奪權。分歧導致了分裂，使原本籌劃的全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出現了各自為戰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王效禹派張子石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奪權的籌備情況。1967年1月19日深夜，康生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張子石，王力和關鋒也在座。三人均表示，以王效禹為核心，奪取青島市的權。康生對張子石說：“你們青島有個王效禹，奪權的條件比上海更成熟。”有了康生等人的支持，1月22日，在王效禹的組織下，青島23個造反組織奪取了青島市委、市政府的一切權力。

整個事件中出現了一個人物張子石，需要說明的是，他是康生的兒子。1915年，17歲的康生娶原膠南陳家莊的陳宜為妻，后來生一子一女。女兒叫張玉瑛，在青島煙廠當工人;兒子叫張玉珉，又名張子石。江敏在《青島大院故事》中介紹說：“‘教師大院’位于升平路13號(現為59號)，它是一座由5幢日式建筑組成的樓院，其中一座原日本小學校長住過的小樓人稱‘校長樓’。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校長樓’的主人又換成了青島三中校長陳逖，他住樓上，副校長兼教導主任張子石住樓下大客廳。張子石是康生的兒子，畢業于山東大學化學系，外表給人的感覺是溫和儒雅。”后來，張子石升任青島二中校長、青島市教育局局長，再后來被調派去杭州教育局任職，直至1977年8月5日升任為杭州市委第一書記。1979年2月，張子石被撤職。

城市信報記者 宮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