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吳思豫，他還是青島1929年被南京國民政府設為特別市后的代理市長。實際上說起來，市長馬福祥因軍務一時不能到任，說吳思豫是首個主政的市長也不為過。

在閱讀了大量吳思豫的相關材料之后，筆者對他的評價是四個字——亦正亦邪。

本來嘛，在官場多年，如果一味的善良厚道，也不可能爬上如此高的位子。但接觸的材料越多，你就會發現各方對吳思豫的評價越不一致。在“清黨”的過程中，在青島罷工的態度上，乃至后來負責首都南京的治安問題上，吳思豫簡直被描繪成了一個矛盾的人物。但他終究是對青島有些貢獻的 ，而且，在后來國民黨大潰敗后，他選擇了繼續留在大陸。今天的《發現青島》，我們就來講講吳思豫。

革命：參加同盟會，領導杭州起義

吳思豫(1884年～1958年)，字立凡，浙江嘉興人。關于他的家世，史料記載不多，只知道有一個弟弟叫吳宗魯，為日本華僑家庭后代。

吳思豫開始為世人所知自然是在參加革命之后。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吳思豫入杭州浙江武備學堂，兩年后考取日本振武學校。振武學校是一所專為中國陸軍留學生開辦的預科軍事學校，中國人想進日本士官學校，就得先進振武學校的大門。在這里，吳思豫初步接觸了革命思想，并于次年在東京見到孫中山，加入了同盟會。可以說，吳思豫是一個老同盟會員。

據史料記載，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夏天，吳思豫從振武學校畢業，成績優異，列優等第一名。這年暑假他回國省親，適逢徐錫麟、秋瑾遇難，清政府搜捕革命黨，吳思豫感到形勢不妙，便經過上海回到東京振武學校補習。

宣統二年(1910年)夏天，吳思豫回國，被分派在浙江陸軍第二十一鎮任中軍官(副官長)。此時，全國的革命形勢已經和數年前大不一樣了，他秘密聯合進步同志鼓吹革命。沒多久，武昌起義爆發，歷史給了吳思豫登臺的機會。經周密計劃后，浙江革命黨人決定由吳思豫、朱瑞負責聯系駐杭州城外筧橋、南星橋的新軍步兵作好準備，伺機起義。11月4日 ，杭州城爆發了戰斗。次日 ，吳思豫等即率部隊攻入旗營(清代八旗的兵營)，他作風果斷，處置了不投降的都統貴林。并在此后被任命為浙江第六師第九十八團團長，駐鎮海。

吳思豫早年經歷的第一次宦海沉浮當是護國戰爭。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凱就廢除《臨時約法》，引發國民黨等黨派的不滿，孫中山掀起了旨在討伐袁世凱的護國戰爭。吳思豫自然是加入了討袁行列，可惜戰爭失敗。當年一起領導杭州起義的朱瑞此時已升任浙江都督，他削奪了吳思豫的兵權，調吳任浙江陸地測量學校校長。落寞之時，倒是老領導孫中山先生給了他一絲慰藉。1916年秋天，孫中山到杭州觀光路過紹興，特地去看望吳思豫，并由吳陪同游覽了紹興。之后，吳思豫先后任浙江寧臺鎮守使署參謀長，浙江嘉湖鎮守使署參謀長等職。

執教：在黃埔軍校那些事兒

可以說，孫中山是吳思豫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也是他在仕宦路上的貴人。吳思豫對孫中山一直忠心耿耿，1921年、1922年，孫中山在上海時，吳思豫常去探望，親聆教誨。

當他獲悉孫中山在廣東組織的國民政府初具規模后，即于1926年5月秘密離開浙江，到了黃埔軍校，任少將編譯員、訓練部主任。后來，他又加入中國國民黨，被選為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監察委員。這一時期關于吳思豫活動的記載比較豐富，主要包括兩件事，一個是他在黃埔軍校推行“政治教官軍事化”，另一個則是震驚中外的“清黨運動”。

關于“政治教官軍事化”的推行一事見于詹柏山撰的《軍統少將陳祖康事略》一文。所謂的“政治教官軍事化”說白了就是要加強軍校文職教官的軍事化素養，包括見到長官敬禮、服從命令等諸多規矩。這件事兒說來頗為有趣，原來，這個政治教官陳祖康是一名典型的知識分子，并不通曉軍隊敬禮這一套。

一天，陳祖康正在講課之時，訓練部主任吳思豫到課堂里巡視，照例應由授課教官叫學生起立敬禮。但陳祖康對這一套根本不懂，沒有叫學生起立敬禮，吳主任對此大感驚異，他看看陳祖康，陳祖康也看看他，場面十分尷尬，于是，吳思豫就一聲不響地轉身走出教室。過后，吳思豫在教務會議上提議“政治教官應接受軍事訓練”。參加會議的同事吳企云回來后告訴陳祖康這個會議的內幕。陳祖康年輕氣盛，當即向政治部主任熊雄表示，若要這樣，他就離職。事實上，當時有許多高官兼任政治教官，吳思豫這樣的提議根本行不通。此后，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如果說上面這件事反映了吳思豫教條主義的一面，那么接下來這件事的是非曲直就需要讀者自己去評判了。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開始大規模“清黨”。因很多國民黨員是秘密加入的共產黨，“清黨”搞得很血腥，特別是在黃埔軍校這種國共共存的地方，氣氛很是緊張。吳思豫1953年曾寫過《自傳》，里面有關于“清黨”的描述：“1927年3月16日各地辦理清黨，15日夜間我接到廣州上層的軍用電話：黃埔軍校內學生(第五期)部分清黨，命思豫辦理。我想夜間辦理此事 ，恐有混亂之處，故于次日早操后，即在操場宣布，現奉命清黨，這是政治上的黨派問題，要把國民黨清理一下，即原來是共產黨的人也并不犯法。所以你們不要害怕，坦白地說出來，我保證決不會難為你們，加入過共產黨的學生站到這邊來。于是走出了行列的學生，點查下來有二百幾十個。于是派了幾個帶隊的官長送他們到早已準備好的船上去住。經過兩三天后，即有廣州警備司令部派人來點收，把他們送到虎門去受訓四個月。我的內心上實感愛莫能助。”另據記載，1927年3月，吳思豫奉命在黃埔軍校部分學生內辦理“清黨”，他故意拖延時間，放走共產黨員甘竹溪、胡錕等人。

但也有一些材料，對吳思豫的“清黨”表現提出批評。如南方網刊登的《軍官俱樂部》一文稱：“訓練部主任吳思豫宣布‘清黨’，下令‘共產黨人一律站出來，其余的在原地不動’。后來，凡是站出來的共產黨員都被立即逮捕押往早已準備好的幾只大民船上，開到珠江中，周圍有‘中山艦’等好幾艘兵艦監視。那天被抓的共產黨員有300多人，據說有三分之一的人趁著夜色潛水逃生，大部分的都被殺害了。”

官場：銀行被搶警察廳長自請處分

1929年，吳思豫被任命為青島市代理市長，主政四個多月。可不要小看這四個多月，吳思豫在此期間在青島做了不少事兒，我們會在下文詳細敘述。

在此之后，吳思豫出任首都警察廳廳長，我們要說的這件事兒，正是吳思豫在警察廳長任上的事 。什么事兒呢?吳思豫因為一件大案自請處分，這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尚屬首次。

1932年9月13日，南京國民政府首都警察廳廳長吳思豫，向內政部自請處分。內政部接到呈報后，記吳思豫大過一次。9月14日，《中央日報》以《吳思豫自請處分》為題，將這一事情進行了報道。吳思豫被記大過，竟然是因為一起發生在南京北門橋下薛家巷中國銀行分行的搶劫案。9月9日上午10時，銀行被劫去一萬七千元，全市輿論激烈，矛頭直指首都警察廳。兩天后，吳思豫被內政部記大過一次，并被要求“戴罪緝兇，務獲破案”。

這起案件到底大不大呢?說實話，不大。先說搶劫，其實當時銀行搶劫案并不少，首都南京也發生過。再說金額，1932年，一石大米的價格在8元左右，今天的大米價格是一斤為2.5元上下，價格是84年前的37倍左右，從這個層面上說，1932年的一萬七千余元相當于今天的六十多萬元。對于一家銀行而言，這并不是巨額數字。

那么，為何一件銀行搶劫案，會引來如此大的反應?吳思豫又為啥非要自請處分呢?張榮在《銀行被搶首都警察廳長自請處分》一文中稱，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退休老教授張翰林分析說，首先，這應該和被搶劫的中國銀行本身有關，“中國銀行作為民國時期的四行之一，一直都被四大家族操縱。是四大家族進行資本積累的工具，搶劫中國銀行，別說搶劫了一萬七千元，就算是搶了七元錢，那也是太歲頭上動土”。還有一個原因，張翰林說，此案讓“繁榮計劃”受阻，“這個繁榮計劃，實際上指的就是從1929年12月開始實施的《首都計劃》。《首都計劃》目的是將南京建成一個‘故不唯發號施令之中樞，實亦文化精華之所薈萃’。1932年，正是《首都計劃》大展宏圖的時候，此時敢拿中國銀行開刀，這不是破壞首都建設嗎?”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吳思豫主動請求處分，和吳思豫本人有關。張翰林介紹說，吳思豫是老國民黨員，與孫中山交情匪淺，在國民黨中人脈很廣。但他在1930年2月任首都警察廳廳長以來，便成了一根老油條，南京的“地頭蛇”。此案的發生讓他顏面掃地，為表決心 ，他便自請處分，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當然，大家還會關心案件的進展。在吳思豫的帶領下，警方發布了高額懸賞通告，懸賞消息公布之后的第二天，警方就得到了許多密報，幾天后就抓獲了三名主犯，也找到了未及揮霍的錢款，此案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塵埃落定了。

特約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