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到農村，放電影

??今年年初，關于《滿江紅》《無名》《流浪地球2》的熱烈討論里，少了些農村觀眾的聲音。即便是智能手機和互聯網已經普及、下沉的今天，社交網絡上也難見他們對當下熱門院線電影的關注。

農村電影放映員知道農村觀眾喜歡看什么電影。在農村，由于觀影人群多為老年人和兒童，電影處于一種與城市截然不同的文化生態中。他們說，像《流浪地球》這樣的城市院線大片，在農村放映時反響平平。今天的農村觀眾自有他們喜歡的電影，也自有他們喜歡看電影的理由。

再有不到一個月時間，今年的山東農村電影公益放映工程即將啟動。屆時，全省4000多支放映隊伍將在7萬多個放映點流動放映。對農村觀眾來說，這是屬于他們的電影時間，也是屬于他們的公共空間。

另一種電影文化生態

《流浪地球2》《滿江紅》等影片在城市院線放映，既收獲了票房，也贏得了口碑，但任克勝認為，它們在農村觀眾那里可能不會受到同樣的歡迎。

任克勝是山東省安丘市電影發行放映有限責任公司的一名職工，從事農村電影放映工作已經20年。據他和同事們的放映經驗，有些為城市觀眾所追捧的特效大片，農村觀眾可能并不喜歡。此前，《流浪地球》結束城市院線之旅后，也曾在農村流動放映，反響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熱烈。據任克勝的觀察，它雖然也是很好的影片，但是農村觀眾感覺“好像有點太夸張”。有些其他院線影片在農村放映時同樣如此，“我看著也挺好，大制作，但是在農村確實就反響平平。”任克勝解釋，在農村觀眾眼里，有的影片里一些鏡頭太激烈、太火爆，不太能夠接受。

濟南市歷城區的農村電影放映員王玉寶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有一些大片在農村放映“達不到一定的效果”，相較而言，通俗易懂的影片更受農村觀眾的歡迎。2022年，他放映了《棗鄉喜事》《鄉醫老牛》《同合村的“孝”聲》等農村題材的影片，“這些片子都挺好，《同合村的‘孝’聲》是兒媳婦孝敬公爹的事，都挺感人，‘奇葩胖嫂’扮演的，這個效果很好。”

在任克勝和同事們所負責的那些放映點，《鄉醫老牛》也是大受歡迎。“這是歌頌鄉村醫生美德的一部影片，因為它是用呂劇的形式，所以老百姓能聽懂，它里面還穿插著很多喜劇色彩，還有一些地方的風俗、一些親情，還有一些金錢與信念之間的選擇，”任克勝說，“這影片拍得很感人。”

《棗鄉喜事》也因為契合當下農村的現實而引發農村觀眾的共鳴。“它是一種漁鼓戲，但是我聽著它跟呂劇差不多，也是我們山東人能聽懂的戲劇，它是講現代人婚俗的一種新影片，就是破除高價彩禮，新事新辦，年輕人自由戀愛這些方面的。”任克勝說。他和同事們注意到，觀眾在觀看的同時也會把電影里的故事拉到身邊來，他們會說誰家的兒子娶媳婦要花多少錢，誰家的女兒定親要什么彩禮，而當放映像《借娘》這樣關于孝道的影片時，老太太們看到兒媳婦不孝順公婆的劇情時就會議論誰家的兒媳婦孝順，誰家的兒媳婦不孝順。“一些孝順的可能在放映現場就受到好評，那些不孝順的看了以后自己就感覺臉上掛不住。所以說這些影片特別接地氣，特別特別好，所以老百姓就喜歡這樣的。”任克勝說。

東營市廣饒縣的農村電影放映員來延志發現，除了農村題材的故事片，關于種植、養殖、安全、反詐的一些科教片也很受農村觀眾的歡迎。“種花生用什么肥料好，什么時候種植好，一些少年兒童預防溺水、溺水急救，生活中醬油醋怎么用量，再就是喝酒的危害，預防詐騙……這些都有。一個科教片就是十分鐘八分鐘，很多去看的，因為能長一些知識，學一學。像少年兒童溺水急救，都不懂，看了之后不一定身邊什么時候就用到。”

無論是農村題材的故事片還是科教片，這些受農村觀眾歡迎的電影往往都是與他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在很多人的想象里，農村觀眾也應該喜歡看城市院線中的那些大片，但是來自農村電影放映員的放映經驗卻并非如此，在電影世界，農村和城市似乎是兩條線，審美的交點好像并不多。東營市利津縣的農村電影放映員綦冬梅說，城市觀眾議論的那些很火爆的片，其實農村觀眾不喜歡，“有時候不是我們不愿意放大片，其實放大片的時候沒有觀眾，放的也沒有意義，我們就自己看了也沒勁。”

任克勝深切地感覺到，當下農村的人口結構與他剛轉入農村電影放映工作時截然不同。他說，20年前，在農村還可以看到很多年輕的面孔，現在則越來越少。年輕人好像在刻意疏遠這種集體生活，他們不喜歡到人多的地方去，更愿意自己一個人玩電腦、刷手機。他感覺，在他去過的那些村莊里，50歲已經算是年輕，更多的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再有就是父母外出打工不得不被留在村里的孩子。城市院線的那些大片是很好的影片，年輕人會喜歡，可是現在農村觀眾主要以老年人、兒童為主，他們更喜歡看一些身邊發生的故事，“樸樸實實的”。

《鄉醫老牛》《棗鄉喜事》正是這類影片，它們的敘事結構并不復雜，故事內容也非常簡單，但這樣的表達恰恰也契合了當下農村的一種生活。山東新農村數字電影院線有限公司服務部經理徐吉明解釋，一些快節奏的城市院線影片，農村觀眾看了之后感覺離自己很遠，而他們拍的一些現代戲曲電影，比如前幾年放映的呂劇電影《家長理不短》《鄉醫老牛》等，劇情設計直白明朗，觀眾看得“挺帶勁”。

我們車上都打著“公益電影”

除了人口結構變化，農村觀眾對電影的偏好還與信息獲取途徑的豐富有關。如今，互聯網為他們打開了更多的渠道信息，因此電影更需要去選擇適應觀眾。

顯然，農村觀眾與電影之間的奔赴方向已經發生變化。今天，農村觀眾更喜歡貼近生活的影片，也就是電影在一點點靠近他們，而在很多具有農村生活記憶的人那里，他們總是費勁辛苦地奔向電影，珍惜難得的銀幕時光。電影是他們通向外面的世界的一扇窗，為他們造夢。

來延志還記得1970年代的時候，一聽說哪里放電影，放學回家拿個饅頭，搭伴走十幾里路去看，有時候緊趕慢趕還是耽誤了，幕前人滿了擠不進去，他就跑到幕后去看，字幕是反的，影像是反的，也不那么清楚。電影結束了，一群人往回走，各回各村，各回各家，一路上都是回味的聲音，講電影里有樂趣的情節。

“1973年，有一個京劇片叫《龍江頌》，剛剛出來的一個新版京劇，在我們公社演。剛剛演了四分之一，就開始下大雨了，真是上萬人吶在那里看，沒有一個走的，那時候雨傘也很少，就淋著，只有電影機子那里有個大雨傘。”來延志回憶。

王玉寶關于電影的火熱印象也與大雨有關。1992年夏天，他在唐冶放映電影《渡江偵察記》，故事情節好，觀眾聽到打雷聲也不舍得走，直到傾盆大雨落下來。“那時候開一輛東風三輪車，唐冶、郭店一帶是土垃道，中間存水不好走，那個水把東風三輪的轱轆都淹過了，電瓶就短路了，打不著火。我們怎么也得回去，就把三輪車一個門卸下來，一個人推著車把，一個人用銀幕繩子向前拉，打著手電，到了郭店鎮都深夜兩點多鐘了。”

任克勝稱那是一個農村電影放映的“輝煌”時期。“我們家是兩代電影人，我父親是1958年開始從事電影放映工作的，在我們縣城的話算是第一代電影放映工作者了，我是從小看著電影長大的。我還沒上學之前，剛剛懂事的時候，就開始跟著父親到各個村去放電影，可以說見證了那個時期電影的輝煌，到每個村去都是人山人海。”

等任克勝也開始跟父親做一樣的工作之后，卻發現銀幕前的人變少了。他不覺得這是什么遺憾，農村電影放映員的勞動依然在給農民帶來快樂，而且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直站在高高的風頭浪尖上。具有40多年農村電影放映經驗的王玉寶也沒有什么惋惜，他認為農民的娛樂生活豐富了，正說明社會進步了。

從事農村電影放映工作之前，王玉寶是一名民辦教師。1982年，村里成立電影組，王玉寶就轉成了放映員，因為他會講普通話，會做幻燈片，除了寫寫畫畫也能組織宣傳節目。在王玉寶看來，與他剛開始進入電影放映隊相比，如今的農村電影放映越來越規范了，“有統一的幕布，有放映架子，配備供觀眾看電影時坐的塑料凳子，都是咱們帶著。”去各個放映點時開的車也“像樣了”，每次行駛在路上，他都提醒自己不能違反交通法規，維護這份工作的形象。

這種“規范”的轉折點始于2007年正式啟動的山東省農村電影放映工程，全省每村每月免費放映一場公益電影。由于氣候原因，放映時間一般集中在每年的4月初到10月底。今年同樣如此，待到4月天氣穩定轉暖，全省4000多支電影放映隊伍將在70000多個放映點流動放映。

“我們車上都打著‘公益電影’，一開到村里，車頂上一個小喇叭廣播今天晚上在文化廣場播放電影，什么片子，這樣圍著村莊轉一圈，老人、小孩就都知道了。”來延志說，其中的公益屬性讓他感到自豪。

《山東省農村電影標準化均等化放映工作實施細則》中有關于映前服務的幾條內容，比如“鼓勵在放映前組織開展送戲下鄉、送圖書下鄉、廣場舞表演等活動，推進多種文化整合，為農民群眾提供文化套餐。”各個放映隊發揮所長，在每場電影放映之前提供志愿服務。

“我們免費為村民理發，當然我們理不出什么漂亮的發型，就是能夠幫他們把頭發剪短。我們每個放映員都配了一個電動推子，有些老人現在確實騎不了電動車，又沒有公交車，到鎮上理發店可能要走三四里路，來回就要半天時間。但是我們在放電影的同時，讓他們能看到電影，還能給他們理發，修修家里的老舊線路，換換燈泡什么的。”任克勝說，這些活對他們來說是舉手之勞，但是那些老人踩凳子、上梯子去換燈泡都很費勁。

綦冬梅的放映隊也配備了理發的推子，她說，有些觀眾已經習慣了，每個月到時間就在那里等著他們。電影開場前，正是一些孩子放學的時間，放映員們也會張羅著他們寫作業，有時候帶著當晚飯的點心也隨手給了這些孩子。綦冬梅他們還都有一本民情日志，看到村民有什么困難就記錄下來，比如廣場上的健身器材、文化設施等，收集信息，解決問題。王玉寶的U盤里則備著音樂，天色還早的時候，村民聽到音樂就提前聚到幕前，跳跳舞，唱唱歌。

這種映前服務實際上也是在加強農村電影放映工程的公益屬性，吸引更多人坐到幕前來。在電影之外，這些服務之舉也讓放映員和觀眾之間建立起一種緊密的互動關系：你幫助了我，我感謝你。綦冬梅說，有的放映點在村頭，靠近玉米地，深夜風一吹，玉米秸稈嘩嘩響，再加上夜貓子的叫聲，一些女性放映員放映結束等車來接的時候就會害怕。有的觀眾擔心她們的安全，看完電影不走，陪著她們一起等車。

等待電影開始

任克勝覺得，農村電影或許正在迎來一個新的“輝煌”。他預感20年后的農村又將是另外的模樣。在一些村莊放映時，他遇到了返鄉創業的年輕人，其中有一對30多歲的夫婦，“他們原來也是一直在城里打工上班，現在回去種了大概50畝地。”任克勝說，這對夫婦種植蜜薯、黃煙等經濟作物，“他們改變了那種傳統觀念，不是像過去那樣種地，過去種地就是自己種，全靠自己家里管理，現在他們也開始雇工、機械化，我聽他們算賬，一年下來比外面打工可能還要多一點，這樣既可以在家里照顧了父母，還不受在外面打工的約束。”

返鄉的年輕人意味著農村發展的一種生命力，也會成為農村電影的新觀眾。但是任克勝所認為的“輝煌”不僅與觀影人數有關，還在于電影在農村延伸的觸角。在安丘，包括任克勝在內的35名放映員要在一個放映季里走到1200個放映點，完成9600場放映。這些放映點，有動輒二三百觀眾的大村，也不乏偏遠的小山村，其中距離縣城50公里的迷牛寺村總共只住了幾戶人家，十幾口人，每次電影放映，全村都出來看。綦冬梅他們的放映點里，也有類似的小村莊，常住人口也就幾十人，但這樣的村莊也算一個放映點，該送到的電影要送到。

很多放映員經歷了電影在農村的起伏，但幾乎沒有人會認為電影將在農村消失。在他們看來，農村觀眾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群體，他們有觀影需求，也自有藝術審美。

王玉寶前一陣買了兩三套老式放映機，修一修都能正常使用了。他準備過兩天暖和了就給觀眾放放看，因為村里的那些老人跟他說，現在有的年輕人還沒見過“轱轆電影”，那時候他們把膠片電影帶說是“掛轱轆”。他也買了幾部老電影，其中有他1982年放映過的《路漫漫》，還有大家一直都想再看看的《渡江偵察記》《地道戰》。

任克勝還記得第一次在農村使用數字放映機的情景，他親自操作，放映《太行山上》。“那個立體聲效果，還有那畫面，農村觀眾第一次看數字電影，他們感覺子彈怎么從這邊‘嗖嗖’地過來。”任克勝說。

在任克勝看來，農村觀眾雖然不喜歡《流浪地球》這樣的科幻大片，但并不意味著他們分不出電影的好與壞，他們對一些經典影片依然念念不忘，當然也不會歡迎一些粗制濫造的影片，即便是迎合他們的農村題材故事。對于好的影片，一些農村觀眾會要求反復放映。“去年我在放映的時候，他們就提到一部反映改革開放農村生活的電影叫《咱們的牛百歲》，也是說的我們山東這邊的故事，他們說那部影片比較貼近生活，演員在里面說的臺詞一看就是我們農村人說的話。”

綦冬梅則認為，公益電影可以幫助農村觀眾解決觀影消費的問題。她發現，很多人在提及農村電影的時候，會說路修到農村，公交車也通到農村，農村和縣城的距離在縮短，農民可以去縣城電影院看電影。但是據她多年來對農村的了解，在那些距離縣城遙遠的農村，即便交通工具不是問題，也鮮少有人專門花時間去縣城電影院看電影，而且他們的消費習慣也不允許他們去縣城電影院買票看電影。“最起碼我們農村公益電影都是免費的，特別是一些科教片對他們都是有幫助的，而且我覺得這種標準化放映挺好的，我記得我們小的時候，一年都盼著也就來放那么一次，這次放完還不知道下次來不來。”

任克勝還注意到，電影正在搭起農民之間的一個新的社交平臺。據他觀察，平時他們各家忙各家的，但在電影放映現場，大家就坐到了一起，“比如說到了一個種西瓜的村，他們也會說今年種的什么品種，用的什么化肥，這幾天需要打什么藥，在一起看電影同時交流交流，再比如搞養殖的，就互相把經驗或者遇到的問題坐在一塊的時候說了。”

山東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研究生導師、山東大學影視文化藝術傳播研究中心秘書長李超認為，電影為農民提供了一個公共空間，組織起一場具有文化慰藉功能的聚會。

李超解釋，21世紀初，隨著城市院線改革，農村電影一度因為失去市場價值而被忽略，關于大片的討論實際上自動屏蔽了農村市場，因為它們預想的觀眾是城市院線觀眾。比如《流浪地球》是一種工業文明甚至后工業文明設定，農民的文化立場自然無法與之共情。

近些年來，電影在農村的多重文化功能也正在發生變化。李超說，電影之前承擔的探尋外部的求知功能、娛樂功能、情感慰藉功能等已經被其他媒介形式所分化，比如農民可以通過智能手機去認識外部世界，獲得娛樂，隨著電視屏幕越來越大，電視劇也讓電影的魅力淡化。但是，電影在當下農村所提供的那個儀式性空間是不可取代的。李超分析，農業社會人們需要聚集，需要共同協助，比如誰家遇上紅白喜事，都是全村互助幫忙。這種守望相助源于農業社會的傳統，對今天的農村依然具有重要意義，而電影就提供了這樣一個儀式性的空間。比如農村的留守兒童，他們平時其實很難看到村里幾十口老人坐在一起聊天，當電影來了，他們也親身參與到這場文化大聚會中，看到村民作為一個集體出現時，他們對村莊的根也就扎下了。

“電影作為一種公共儀式空間存在，而且是帶有強烈情感撫慰功能的公共藝術空間，也是帶有狂歡性質的公共藝術空間。為什么是‘狂歡’？就是全村老少爺們在這里嬉笑打鬧，等待電影開始。”李超說。????

[來源：濟南時報 編輯：趙曉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