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姣正在為農民工子女上課。

在貴州貴陽市東山社區，有一所遠近聞名的打工子弟學校，目前，這所學校97%的學生都是農民工子女。16年來，上千名農民工子女從這所學校里考出去。學校的創辦人王冬姣如今已經73歲了，她說，“在教育上，我沒有退休”。

辦一所打工子弟上得起的好學校

“我1999年底從貴陽市第二十八中學退休，那時覺得自己還很年輕，我不想過一眼望到頭的退休日子。”王冬姣頭發斑白，面容也已皺紋滿布，但老人的精神絲毫沒有減退。

王冬姣是位教師，也是一位“軍嫂”。1978年，她隨丈夫從湖南省洞口縣調至貴陽，先在貴陽市三橋一所企業子弟學校工作，后調入貴陽市第二十八中學，1999年，也就是退休之年，一個“他山之石”的念頭在她腦海里茁壯生長。

貴陽市第二十八中學位處該市東山公園附近，當地住戶多為在貴陽務工的外來農民工，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進入學校讀書的機會，可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卻是高昂學費和戶口問題。恰巧，一個朋友給了她在當地創辦打工子弟學校的建議，這下擊中了王冬姣的心。在幾十年教學生涯中，她長期與企業困難職工子女、農民工子女打交道，深知這些弱勢群體孩子上學之苦、生活之難。

“我一定要辦一個讓農民工子女上得起的好學校。”2000年初，抱著這個念頭，王冬姣與同事李澤貴合計，自籌資金，向二十八中借了一棟破舊小樓，創辦了“貴陽市云巖區達興學校”。學校的場地和名稱有了，但是教學設備呢?二十八中附近有一個器材廠，里面堆放了很多破舊桌子板凳，王冬姣和李澤貴找到器材廠領導，懇請他們能對學校進行支持，老教師們的行為感動了器材廠領導，當即答應，“里面的桌椅只要看得上，有多少用多少。”于是，王冬姣和李澤貴又當起了搬運工，他們爬上一人多高的器材堆挑選這些沒人看得上的破桌椅，抬回小樓里修修補補，最終湊足了一個班的用量。

辦學之初，王冬姣每天堅持在東山附近走街串巷發廣告招生，由于當時沒心思打理外表，再加上自己已經50多歲，好些菜販把她當成了進城租房子的農民工。

農民工子弟的“第三家長”

2000年9月1日，達興學校開學時，王冬姣終于招到了57名學生。

開學一個月后，王冬姣發現一個問題，由于自己家離學校比較遠，不利于她對學校進行管理，特別是和教師、學生們的溝通時間大大減少，讓她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她干脆搬到學校和教師們同吃同住，成了就讀學生們的“大家長”。每年中秋節期間，她都會叫上家人來學校與教師們共度節日。漸漸地，在王冬姣的帶動下，達興學校的教師們都有了當“家長”的習慣。

王冬姣曾經帶過一名叫龍先艷(化名)的農民工子女。孩子家庭情況十分特殊，父母都有吸毒背景，家里給她交了一個學期學費后，就再也拿不出錢了。最讓王冬姣揪心的不是學費問題，而是孩子的安全問題。一般情況下，父母都會在下午放學后到學校接孩子，但龍先艷父母經常“失蹤”，有好幾次，放學后的龍先艷在學校滯留到晚上10點。王冬姣覺得這樣不是辦法，決定把她留在學校，與教師同吃同住，征得龍先艷父母同意后，龍先艷在學校住了半年多。

王冬姣辦學校是為了幫助沒書讀的農村孩子，雖然不能兼顧所有農民工子女，但能幫的，她和老師們都會幫一把。有名學生因父母過世，家庭經濟陷入困難，險些輟學。王冬姣得知這名學生的情況后，讓他免費從小學讀到初中畢業。辦學16年來，王冬姣的學校已為數十位經濟困難的農民工子女減免過學雜費。

達興學校現任校長許文斌告訴記者，“這里是農民工聚集地，他們每天都需要出去務工，下班太晚。”長期以往，達興學校成了孩子們的第二個家，達興學校的教師成了孩子們的“第三家長”。這個做法被很多教師沿襲了下來。

既培養學生也培養教師

達興學校不僅僅培養學生，而且還大力培養教師。王冬姣曾“狠心”辭退過一位老師，“那種感覺非常難受，疼!”

那位老師在任時，教授物理知識，上課找不到重點，王冬姣發現以后，和那位老師談了很久，直接指出了他的缺點。但不久以后，那位老師做出了讓她非常抵觸的事情，“他竟然把學生叫到家里去進行有償補課，這不行!”最后，王冬姣把那位老師辭退了。

在王冬姣70歲生日之際，她的朋友和學生前來祝壽，讓她意想不到的是，那位被她辭退的物理教師也趕來了，并說了一番讓她淚流滿面的話。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達興學校給的，我犯了錯誤，受到了懲罰，當時我很生氣，很不解，但是從現在來看，當時我確實錯了，在達興任教的經歷已經成了我換不來的人生財富，沒有達興學校就沒有現在的我。”那位物理教師如今已經成為一所公辦學校的骨干教師。

“既然要辦教育，就要讓孩子們學到東西。”每天放學后，王冬姣都要開設教學公開課，老師們會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再互相點評，“剛開始大家還覺得怕得罪人，總會有所保留，后來這樣的公開課多了，大家也就不會在意了。”在這樣的環境下，達興學校的教師變得越來越優秀，許多教師最后都通過努力考到公辦名校。她說，達興已經成了民辦教師向上走的“黃埔軍校”。

如今，達興學校的名氣在貴陽東山片區越來越大，學生逐年增加，最多時達2137人，教室容納不下了，許多農民工家長甚至從自己家里搬桌椅，讓子女上學聽課。2015年9月，學校搬遷以后，由于場地有限，學生人數只有1239人，王冬姣希望能夠有一個更為寬敞的場地開展教學工作，“學生數量的增加不會影響教學質量，我和我的團隊有十足的信心。”本報記者 李豐 本報實習生 石燦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