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姣正在為農民工子女上課。
在貴州貴陽市東山社區,有一所遠近聞名的打工子弟學校,目前,這所學校97%的學生都是農民工子女。16年來,上千名農民工子女從這所學校里考出去。學校的創辦人王冬姣如今已經73歲了,她說,“在教育上,我沒有退休”。
辦一所打工子弟上得起的好學校
“我1999年底從貴陽市第二十八中學退休,那時覺得自己還很年輕,我不想過一眼望到頭的退休日子。”王冬姣頭發斑白,面容也已皺紋滿布,但老人的精神絲毫沒有減退。
王冬姣是位教師,也是一位“軍嫂”。1978年,她隨丈夫從湖南省洞口縣調至貴陽,先在貴陽市三橋一所企業子弟學校工作,后調入貴陽市第二十八中學,1999年,也就是退休之年,一個“他山之石”的念頭在她腦海里茁壯生長。
貴陽市第二十八中學位處該市東山公園附近,當地住戶多為在貴陽務工的外來農民工,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進入學校讀書的機會,可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卻是高昂學費和戶口問題。恰巧,一個朋友給了她在當地創辦打工子弟學校的建議,這下擊中了王冬姣的心。在幾十年教學生涯中,她長期與企業困難職工子女、農民工子女打交道,深知這些弱勢群體孩子上學之苦、生活之難。
“我一定要辦一個讓農民工子女上得起的好學校。”2000年初,抱著這個念頭,王冬姣與同事李澤貴合計,自籌資金,向二十八中借了一棟破舊小樓,創辦了“貴陽市云巖區達興學校”。學校的場地和名稱有了,但是教學設備呢?二十八中附近有一個器材廠,里面堆放了很多破舊桌子板凳,王冬姣和李澤貴找到器材廠領導,懇請他們能對學校進行支持,老教師們的行為感動了器材廠領導,當即答應,“里面的桌椅只要看得上,有多少用多少。”于是,王冬姣和李澤貴又當起了搬運工,他們爬上一人多高的器材堆挑選這些沒人看得上的破桌椅,抬回小樓里修修補補,最終湊足了一個班的用量。
辦學之初,王冬姣每天堅持在東山附近走街串巷發廣告招生,由于當時沒心思打理外表,再加上自己已經50多歲,好些菜販把她當成了進城租房子的農民工。
農民工子弟的“第三家長”
2000年9月1日,達興學校開學時,王冬姣終于招到了57名學生。
開學一個月后,王冬姣發現一個問題,由于自己家離學校比較遠,不利于她對學校進行管理,特別是和教師、學生們的溝通時間大大減少,讓她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她干脆搬到學校和教師們同吃同住,成了就讀學生們的“大家長”。每年中秋節期間,她都會叫上家人來學校與教師們共度節日。漸漸地,在王冬姣的帶動下,達興學校的教師們都有了當“家長”的習慣。
王冬姣曾經帶過一名叫龍先艷(化名)的農民工子女。孩子家庭情況十分特殊,父母都有吸毒背景,家里給她交了一個學期學費后,就再也拿不出錢了。最讓王冬姣揪心的不是學費問題,而是孩子的安全問題。一般情況下,父母都會在下午放學后到學校接孩子,但龍先艷父母經常“失蹤”,有好幾次,放學后的龍先艷在學校滯留到晚上10點。王冬姣覺得這樣不是辦法,決定把她留在學校,與教師同吃同住,征得龍先艷父母同意后,龍先艷在學校住了半年多。
王冬姣辦學校是為了幫助沒書讀的農村孩子,雖然不能兼顧所有農民工子女,但能幫的,她和老師們都會幫一把。有名學生因父母過世,家庭經濟陷入困難,險些輟學。王冬姣得知這名學生的情況后,讓他免費從小學讀到初中畢業。辦學16年來,王冬姣的學校已為數十位經濟困難的農民工子女減免過學雜費。
達興學校現任校長許文斌告訴記者,“這里是農民工聚集地,他們每天都需要出去務工,下班太晚。”長期以往,達興學校成了孩子們的第二個家,達興學校的教師成了孩子們的“第三家長”。這個做法被很多教師沿襲了下來。
既培養學生也培養教師
達興學校不僅僅培養學生,而且還大力培養教師。王冬姣曾“狠心”辭退過一位老師,“那種感覺非常難受,疼!”
那位老師在任時,教授物理知識,上課找不到重點,王冬姣發現以后,和那位老師談了很久,直接指出了他的缺點。但不久以后,那位老師做出了讓她非常抵觸的事情,“他竟然把學生叫到家里去進行有償補課,這不行!”最后,王冬姣把那位老師辭退了。
在王冬姣70歲生日之際,她的朋友和學生前來祝壽,讓她意想不到的是,那位被她辭退的物理教師也趕來了,并說了一番讓她淚流滿面的話。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達興學校給的,我犯了錯誤,受到了懲罰,當時我很生氣,很不解,但是從現在來看,當時我確實錯了,在達興任教的經歷已經成了我換不來的人生財富,沒有達興學校就沒有現在的我。”那位物理教師如今已經成為一所公辦學校的骨干教師。
“既然要辦教育,就要讓孩子們學到東西。”每天放學后,王冬姣都要開設教學公開課,老師們會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再互相點評,“剛開始大家還覺得怕得罪人,總會有所保留,后來這樣的公開課多了,大家也就不會在意了。”在這樣的環境下,達興學校的教師變得越來越優秀,許多教師最后都通過努力考到公辦名校。她說,達興已經成了民辦教師向上走的“黃埔軍校”。
如今,達興學校的名氣在貴陽東山片區越來越大,學生逐年增加,最多時達2137人,教室容納不下了,許多農民工家長甚至從自己家里搬桌椅,讓子女上學聽課。2015年9月,學校搬遷以后,由于場地有限,學生人數只有1239人,王冬姣希望能夠有一個更為寬敞的場地開展教學工作,“學生數量的增加不會影響教學質量,我和我的團隊有十足的信心。”本報記者 李豐 本報實習生 石燦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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