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人民幣匯率波動呈新特征 預計年底較年初升值3%

2017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呈現與以往三年完全不同的波動態勢，表現出以下四個方面的新特征：

其一，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扭轉了過去三年逐年漸進加深的貶值趨勢，預計年底較年初可能升值3%左右。2014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2.42%，宣告終結此前長達10余年的升值周期，2015年繼續貶值4.6%，2016年則進一步貶值6.5%，引發持續的貶值預期。進入2017年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經歷了高位盤整到單邊升值的轉變，截至11月底，人民幣對美元在岸價(CNY)、中間價、和離岸價(CNH)分別升值約4.5%、4.9%和4.8%。

其二，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在雙向波動中漸進走升。在2017年多數時間段內，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保持窄幅波動，總體呈平穩走勢。2016年底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為94.83，5月底到10月底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分別為92.39、93.29、92.75、94.38、94.34和94.90，表明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在雙向波動中漸進走升。12月1日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報94.38，按周跌0.29;BIS貨幣籃子人民幣匯率指數報95.24，按周跌0.25;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匯率指數報94.97，按周跌0.55。

其三，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波動的分水嶺是2017年5月份中國人民銀行推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定價機制改革。中間價引入逆周期調節因子，提升了人民銀行和外匯局綜合施策的邊際效果，使收盤匯率及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調整向實體經濟因素看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扭轉人民幣的貶值預期，“逆周期調節因子”改革開啟了人民幣對美元雙向波動的新時代，投機者看空、做空人民幣面臨更大的操作風險。

其四，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再次呈現雙向波動走勢，從11月下旬到12月初，人民幣對美元持續數日貶值，其主要原因是近期美國公布的經濟和就業數據較為強勁，基本面持續改善支持美聯儲繼續漸進收緊貨幣政策，市場對美聯儲在12月份再次加息形成共識。此外，美國參議院投票通過稅改法案引導美元指數反彈，提振美元擺脫近期頹勢。同時，年底季節性購匯需求較旺，需要預做準備。以上因素導致人民幣單邊升值路徑受阻，出現橫盤走勢，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前景判斷分歧加大，結匯需求呈觀望態度。

2017年人民幣

匯率波動的主導因素

從人民幣匯率的短期波動看，美元走勢、中美兩國貨幣政策導致的利差幅度以及跨境資金流動等因素對人民幣匯率走勢產生直接影響。

首先，美元指數的強弱表現是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外部壓力來源。其次，中美利差持續拓闊，為人民幣匯率提供有力支持。第三，資本流出壓力明顯緩解，分化人民幣匯率預期，外匯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幣單邊貶值風險基本消除，但亦不具備持續單邊升值的條件。第四，中國經濟運行平穩，經常賬戶盈余相當于GDP的比率保持在1.2%的可持續水平，對人民幣匯率影響偏中性。

人民幣匯率波動新方向

2018年，中國經濟將進入開放引領的發展新時代，中國金融業將成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及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主力軍，在有效控制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前提下，合理安排開放順序，增強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提升中資、外資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平。中國宣布有序放寬對外國投資者直接或間接投資證券、基金、期貨等的投資比例限制，并取消中資銀行外資持股比例不超過20%、合計持股比例不超過25%的限制，將提升市場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吸引更多的外資以多種形式流入中國，從而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一定的支持。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求金融市場加快與國際市場接軌，鼓勵企業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融入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支持有條件、有能力的企業對外投資，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同時，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也要求統籌考慮GDP 與GNP 的相互關系，國內相關主體的全球資產配置需求將長期存在。由此意味著資本流出入的規模和結構將經歷持續的調整和優化過程，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影響因素更加多元，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變化對人民幣匯率的作用機制更趨復雜。

總體而言，2018年的人民幣匯率波動的新方向可以概括為：

首先，人民幣匯率將更多地反映經濟基本面因素，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和金融市場的持續穩定將為人民幣匯率提供持續穩定的基礎。

其次，十九大提出“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2005年7月份以來央行歷次“匯改”的基本思路都是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基本方向是提升匯率的靈活性，讓市場在匯率形成過程中起基礎性乃至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貨幣管理當局將繼續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增強匯率彈性，有助于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第三，從匯率政策取向看，人民幣貶值不是一個主動選擇。雖然匯率貶值在理論上有利于出口，但2017年以來中國的外貿數據顯示外貿回穩向好，無須通過貨幣貶值提升競爭力。匯率貶值會導致資金外流，不僅不利于投資、消費，甚至增加經濟、金融風險。

第四，貨幣管理當局對于人民幣匯率預期的管理能力和市場溝通水平都有明顯提升，工具箱里有足夠的工具和充足的外匯儲備，可以為人民幣匯率提供實質性支撐。(作者系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學術委員)